2025年5月7-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陈志远副研究员，应邀在历史学院作了“中古思想史系列讲座”。

第1讲 三教调和四象限—理解中古思想的一种尝试

   陈志远老师介绍了思想史研究与哲学研究的不同立场，强调在20世纪初期，研究者试图寻求中古时期中国文明吸收、包容外来文化，同时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历史镜鉴，这一关怀为此后的研究者所继承。

   前人讨论唐前期思想，曾指出时人思想世界的二重性：社会、政治和家庭生活中，最主要的指导原则是儒家思想；个人的生活与精神追求，则以道、佛、玄学为思想资源。在此二元世界观的结构之外，仍可甄别出另外三种三教调和的方案，分别是：佛出于道，道佛分途，佛体儒用，儒佛渐进。陈老师分析了四种学说的立说要点及其内在的缺陷。韩愈的《原道》援引《大学》，批评时人追求心性之学，又将现世的秩序视作身外之物，已将人的本性割裂成两部分，对佛道思想进行猛烈抨击。这宣告了中古思想的终结。韩氏之论为宋学继承并发扬，重新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古以降思想史中的地位。

   讨论环节，吕博老师以阮孝绪、梁武帝的人生经历为例，补充了齐梁时期的渐进式时间观的更多例证。在场师生围绕宋明时期儒学与佛教的关系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第2讲 舍利与佛像—中古佛教的圣物崇拜

   本讲聚焦于佛教礼拜的实践侧面，综合利用灵验记、考古学的证据，对舍利与佛像在汉地的传播年代和空间展开做了描述。

   关于舍利崇拜，陈志远老师强调了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的重要性，强调该书卷上的分类：阿育王建塔舍利；“振旦神州舍利感通”，隋代分舍利运动向各地颁赐的舍利，反映了三种舍利崇拜的类型。根据现有的证据，初步判断舍利崇拜起初在3世纪出现在西晋都城洛阳一带，继而在永嘉之乱后向江南地区传播。5世纪始见皇室对舍利的供养。汉地舍利崇拜兴起的年代，比犍陀罗晚了二三百年。对舍利作为崇拜对象接受的迟滞，或许可以从（大乘）佛教的教义以及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中得到解释。

   关于佛像信仰，陈老师介绍了目前进行的8种大型造像录文集的整理勘同工作，以此为基础，考察了佛教造像金、石递变的过程，指出石刻佛像的兴起大概在5世纪初期，由关中地区向河北、山东等地渐次展开。接下来讨论义邑的起源，指出义邑最早的用例见于云冈第11窟太和七年题记，推测该窟由于宫廷政治变故营造中辍，太和七年改由民间人士继续修造，发愿者在僧人邑师的带领下加以组织。6世纪初，龙门石窟古阳洞、河南北部集中出现邑子造像作例，义邑组织仍受到皇家营造工程的强烈影响，但河北地区出现几百人组成义邑的大型造像工程，这一突变过程的原因尚待研究。

   讨论环节，姜望来老师做了点评，提示关注佛塔与印度传统葬俗的关系。在场听众还指出山西地区北魏时期佛教石刻的重要性。

第3讲 梁武帝见达摩公案—中晚唐禅宗散议

   本讲以日本学者吉川忠夫的长文《佛在心中：从姚崇遗令到白黑论》作为思考的起点，着重分析了武周至玄宗朝兴起的一种新型政治话语和同时期禅宗东山法门的关系。当时的朝臣奏议普遍主张，信仰可以存在于心中，而无需营造寺院，筑刻佛像，试图将佛教信仰与虔诚礼拜的外在形式分割开来。其中《金刚经》的相关文句时见引用。

   同时，禅宗方面东山法门进入两京开始活跃，最终标举南宗的神会门人群体创作了梁武帝见达摩问造寺布施，有无功德的故事。这则故事援引了《金刚经》的论述，强调开悟与世俗的仪式、营造实践并无关联，陈志远老师推测，其核心情节参考了六朝时期梁武帝与傅大士的对答，后者又反过来受到达摩故事的影响，情节发生了进一步的增益。

   陈老师认为，东山法门的活动记录，都是进入两京以后撰成的，无法反映其早期活动记录。其思想活动，既可能对士大夫群体发生影响，也可能因应都城生活的需求，做出调整。对寺院建设、铸刻佛像的漠然，以及稍晚梁武帝见达摩故事的创造，或许是居士群体中流行观念外溢的结果。在实践层面，禅宗寺院不设佛殿、农禅一致，都体现出鲜明的革新特色。五代至宋初，这一革新特色渐趋缓和，其中原因尚待索解。

   讨论环节，魏斌老师对陈志远老师三次讲座的内容进行了点评，指出荆襄地区从六朝晚期至武周前夕寺院网络的延续性。最后，在场听众就佛教义理与社会-历史研究的关系等话题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