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1日上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仇鹿鸣教授应邀，在历史学院101会议室为我院师生作了题为《唐代潞州地区墓志书写格套及演变——兼谈作为移民史材料的误区》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我院姜望来副教授主持。

   仇老师介绍了唐代潞州地区墓志的基本情况，指出该地区墓志的特点是数量众多、内容简陋、叙事多有格套。学界对这批材料做了很多研究，文学研究者比较关注志盖题诗，历史学者关注地方家族的迁徙与仕宦、藩镇武将家族和唐宋变革等问题，考古学者关注墓葬形制、墓主身份和文化模式等。

   这批材料中，存在着大量“因宦徙家”的记载，学界常常将其作为移民史的资料。仇老师注意到，这些墓志志主的祖先官爵一般是“上党太守+某某侯”，其中侯名为当地的县名。而且，还存在五姓皆称屯留侯、一姓自称不同侯名等现象。因此，将这类记载视为历史就值得怀疑。

   在此基础上，仇老师讨论了格套流行的时间性。当地大族自云先世为“某某太守”“某某侯”的传统，或与十六国以降，上党地方大族竞争中自高门第的需求有关。“上党太守+某某侯”的格套延续至唐代，但初唐到盛唐时期仍是潞州地区独有的，周边地区较少见到。晚唐以降，书写格套也有一些变化，比如家族迁徙叙事趋于简化，但会详细记录志主所居的乡里、葬地。同时，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各地的中下层墓志中都有类似格套。

   在志文中，还可见到申（申屠）备、王钟、崔晖等当地人传说中的始迁祖，往往与“上党太守+某某侯”格套结合，其流行时间主要在唐前期。仇老师结合唐代地方家族对英雄祖先的描述，认为他们未必实有其人，而是经历了一个知识层累、整比与重构的过程后，才被塑造成“英雄祖先”。在潞州墓志中，有时会坦陈不知祖父以上先世的名讳，这正是中下层士人忘记先祖名讳的反映。

   最后，仇老师从地方视角探讨了墓志使用者的社会阶层，认为他们是社会地位比平民稍高的人群。他们使用的这类格套化较强的墓志，绝大多数未署作者名字。但从有限的史料中，仍可以推断他们是民间社会中扮演仪式专家的“礼生”，乡贡明经大概是作者身份的上限。总之，“因宦徙家”只能被视为一种书写格套，如此数量和规模的移民，不能获得任何移民史和人口史研究的支持。仇老师指出，地域社会不等同于政区，可以勾勒“准确”的边界，而是通过人群移动、商业活动、社会风俗、物质文化等要素被“感知”到的。潞州墓志书写格套的背后，也可以发现一个明器的文化圈。

  在讲座之后的交流环节中，我院师生就相关问题同仇老师进行了热烈讨论。仇老师的精彩讲座，让与会师生对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