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4日下午，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举办了珞珈中古史青年学术沙龙第46次活动。日本大阪大学博士生猪原达生作了题为《唐代后期宦官的经历与政治活动——以内养与供奉官为中心》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历史学院院长刘安志教授主持，黄楼副教授及硕博士生参与了本次沙龙。

   猪原达生博士首先介绍了安史之乱后唐代宦官活跃于政坛的历史背景，并回顾了学界有关唐代后期宦官政治与制度的研究。然后，以昭义军乱时期，李德裕《论刘稹状》中提及的“内养”、“供奉官”为切入点，讨论了“内养”的任务与资格，“供奉官”与宣徽院、“内养”“供奉官”与皇帝的关系等学术问题。通过对其所掌握的一百三十多方宦官墓志拓片的分析研究，猪原博士提出了自己对于“内养”概念的新解，他认为“内养”的品级较低，是一部分宦官在从政初期担任的职务。关于“内养”的具体职掌，他结合史籍和墓志中相关记载，发现“内养”承担的“赐予衣服”、“赐予死（毒品）”、“领兵”三种任务，也是“中使”的任务。猪原博士利用宦官墓志，从内养的题署位置、迁转用语等角度分析，认为“内养”并不是前人所理解的身份或集团，而是一种使职。随后，还分析了“供奉官”的任务和资格，及“供奉官”与宣徽院存有密切关系。他指出，担任“供奉官”的宦官经常在皇帝身边工作，有时候也作为中使或者监军使去外地的藩镇。在此基础上，猪原博士探讨了“内养”、“供奉官”与皇帝的关系。以前的学者重视内养、“供奉官”在“皇帝旁边近侍”，强调其与皇权的密切关系。他认为二者人选的确定主要受宦官集团自身的管理和迁转制度影响，并推测宦官管理制度的实行可能与安史之乱后皇帝企图遏制宦官势力有关。

   报告结束后，刘安志教授指出猪原达生博士研究的论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并对其掌握的丰富史料和严密的论证过程予以了肯定。黄楼副教授就“供奉官”的含义等问题与猪原博士进行了交流，并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沙龙的每次讲题，都让人获益匪浅，期待下学期的沙龙更加精彩！

                                                    （黎芸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