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7日-18日，第三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这次论坛由日本东方学会、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中国三志九世纪研究所共同主办。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具体承办。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朝野之间——中国中古国家秩序与地方社会”，下设三个议题分别是1、中古国家秩序的构成；2、中古地方社会的内部构造；3、中古国家与地方间的权力互动及文化关系。来自日本东方学会、御茶之水女子大学、中央大学、京都外国语大学、二松学舎大学、驹泽大学、大东文化大学以及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河北省社科院、湖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等著名高校、学术机构的五十余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会议。本届论坛共收到中日学者的学术论文29篇，研究跨度自先秦至明清，涵盖了中国古代史的绝大多数断代。

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按照内容与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

      一、文献整理与史料考辨

     池田知久先生发表了《〈老子〉的政治思想与自然》一文。他利用马王堆本、郭店本《老子》重建了更加接近原本《老子》思想的基本构造，并在阐明其中所含政治思想的重要意义和位置的基础上，探讨《老子》政治思想与“自然”思想之间的关系。牧角悦子先生的《曹植における楽府の変容——「興」的表現と物語性をめぐって》通过曹植的乐府代表作品《野田黄雀行》、《吁嗟篇》来说明“兴”这种文学体裁的特质。作者认为“兴”本来是是留有古代咒言痕迹的定型句和主题，与叙景和抒情不同。但是，这种“兴”的表达在曹植的乐府中向叙景和抒情迈进了一步。孙继民先生《唐建中之乱“四王”建号史料整理与分析》一文对传世文献中关于“四王”建号事件的各种记录作了缜密分析，详细考订了对各文献的史源，认为四王欲同李唐王朝建立“天子”与“诸侯”的政治格局。冻国栋先生《再论唐宋历史变迁中的“四民分业”问题——敦煌所出唐写本〈二十五等人图〉中“庶人”之再玩味》围绕敦煌石室出唐写本《二十五等人图》所见“庶人”之意蕴续加辨析，对唐宋历史变迁中的“四民分业”诸问题获得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认为《人图》对“庶人”、“士人”的模糊诠释，从另一个侧面标识了“士”、“庶”界分之消歇，亦即士族制时代的终结。兴膳宏先生的《宋代の人はいかに魏晋南北朝の詩文を読んだか》通过考察宋代文人对魏晋南北朝诗文的引用状况，揭示了宋人看待魏晋南北朝诗文的概貌。他指出，宋代目录中收录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集与唐相比大量减少，这一方面是文风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唐宋之际，典籍由抄本向刻本转变有关。同时，宋代总集和类书对六朝诗文的广泛收录也促成了六朝文人别集的逐渐消失。

    二、区域与地方社会

     鲁西奇先生所发表的《汉晋间浙南滨海地域的历史过程》就诠释陈寅恪先生所论之“滨海地域”发端，详细阐述了汉晋以来滨海地域的政治演进模式，他认为主导滨海地域的六百余年来发展的政治势力其实来自于地方土著大姓和方隅豪酋。妹尾达彦先生一如既往地关注“都城”、“空间 ”。《隋唐長安城と郊外社会の誕生》一文，就长安城郊外社会的空间构成进行了有趣的分析与论述。作者提出了“一日交通圈”、“郊外文学”等概念，并认为类似崔护 “人面桃花”等“郊外文学”的诞生，正是都市群体进入郊外社会的产物。李治安先生发表的《元中叶西北军队“入川”“过川”考》一文综合运用黑城出土文书等资料，指出蒙古语的“c＋ˇül”乃由汉语词汇“川”传入蒙古语而形成。元代中叶西北军队所过之川，乃指沙州至哈密一带的戈壁石川。阿风先生发表的《明代徽州宗族墓产的管理与拟制黄册户名的设立——以〈歙西溪南吴氏先茔志〉为中心》一文，利用日藏徽州文书《歙西溪南吴氏先茔志》，仔细梳理了明代徽州宗族墓产管理方式的变化——即“拟制黄册户名”的成立。他认为，明代“拟制黄册户名”设立，受到了明代中后新宗族运动的影响。其设立目的在于更有效地管理宗族墓产，并与明初以来国家的土地登记政策和明代中期的赋役改革相适应。来自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岸本美绪先生发表了题为《清初上海士人的国家观——以〈历年记〉为例》的论文。《历年记》是清初上海人姚廷遴的回忆录，它以自订年谱的形式记载了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作者以《历年记》为中心，考察了清代前期上海乡绅阶层的国家观。作者指出，在姚廷遴眼中，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在满洲政府和江南士民之间，而在于保护人民的好官和剥削人民的贪官之间。保护人民、惩罚贪官的“清官”形象是乡绅阶层国家观的焦点。

    三、国家秩序与制度设计

   卜宪群先生发表的《“乡论”与秦汉国家秩序》一文着重探讨乡论所代表的社会秩序与国家秩序的关系。他认为，从长时段的历史过程看，乡论所代表的社会秩序终究决定着国家秩序，而不是相反。以“乡论”为代表的民间舆论是一定社会阶级关系的反映，国家始终要将其纳入统治秩序之内。但是，国家秩序最后毕竟要屈服于这种社会秩序。王彦辉先生在《秦汉时期邑聚变迁下的乡里控制》一文中同样讨论的是秦汉帝国对乡里社会的控制，着眼点仍然是自然聚落的“乡里化”，即秦汉帝国对自然聚落的行政化管理。作者通过详细论证指出“聚落”是不断生成的过程，国家的整合与之相比永远是滞后的，在纵向进程上乡里建制与自然聚落是分离的。在横向截面上说乡里建制与自然聚落总体上是合一的。这种分离还是合一实质决定于国家行政管理系统的控制力。渡边义浩先生关注西晋的“五等爵制”，他的《西晋的五等爵制与贵族制的确立》一文认为西晋的五等爵制依据爵制秩序，形成了国家身份制，与州大中正之制相辅相成，产生了带有世袭官僚制度的特点。官位不能原封不动地世袭，而爵位的世袭却是可能的。福原启郎先生的《「中正」官の特異性について―魏晉時代における国家と社会に関する一考察―》一文围绕《晋令》的佚文——“大小中正为内官者，听月三会议上东门外，设幔陈席”展开论述。该文指出中正特别之处有两点，一是“中正”居住在当时的都城洛阳；二是在洛阳城外集会。然后作者根据这两个特性进一步申论：这可能正是当时“中正”虽为国家官职，但实际上是被认为具有浓厚民间社会特征的一种表现。而此文正是通过探讨“中正”作为“官职”的特殊性，意图阐明当时国家与社会的一些特点。楼劲先生则侧重观察北朝至隋唐“法律”体系的构建，他的《北朝法律体系与唐格式之源》一文通过“王言入令”的视角仔细分了北朝法律的特点，认为北朝律令不振而条制盛行。而正是北魏后期以来律令不振而条制盛行及其进一步编纂的法典化趋势，加上北齐和北周分别以此补充或修《律》、《令》的法律格局，才为唐代律令格式的体系提供了现成的基础，同时也构成了唐《格》更多刑事或消极性条款而与《律》关系较近，《式》更多正面制度规定或积极性条款而与令相近的历史姻缘。石井仁先生《六朝時代の都督制度と在地社会》则论述了六朝时代另外一种重要制度“都督制”，作者的视角仍然是“向下”，重新剖析学界已经研究甚多的制度，强调都督制产生的时代背景。要言之，即六朝是整个东亚都受到后汉末年以来动乱波及的时代。在这种大背景下，离开故土躲避战争或饥馑的流民运动，作为军事力量、劳动力动员起来的非汉族群的活动凸显出来，与此同时，各地建设了被称为邨（村）、聚、坞、壁、垒的新兴聚落。流民和非汉民族的活动、村坞的盛行以及都督制的展开，三者之间紧密相连。牛来颖女士《〈天圣令〉唐食封制令文獻疑》细致比勘了《天圣令》、《通典》、《唐六典》、《唐会要》关于食封制度记载的差异，重新梳理了唐代“食封”、“食实封”制度变迁和更替的脉络，并由此推断了《天圣令》的唐令可能的时间范围。林文勋先生《从“豪民”到“田主”：汉唐间的社会变迁》一文从顾炎武所述汉唐间的“豪民”、“兼并之徒”，入宋以后已经变成国家与世人所承认的“田主”出发，论述了中国土地所有制与社会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梁建国先生的《朝野之间：宋代父老与国家秩序》采用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以宋代的父老为中心，探讨了中央朝廷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认为，父老担负着向地方官及朝廷反映民情，评价政策，建言献策等职能，因而也得到了朝廷的尊崇和回馈。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帝国的社会结构中，父老及其代表的庶民百姓始终是处于弱势和被操控的地位。陈峰先生发表的《宋代武成王庙与朝政关系初探》一文，对宋代武成王庙祭祀礼仪、祭祀等级及陪祀、从祀武将的人选变化作出详尽考察。作者指出，宋代的武成王庙从纯粹象征武学与武功的代表，逐渐演化为以文德和儒学标志的文宣王庙的附庸，地位不断下降，正是宋代主流价值取向发展下的必然产物。申万里先生发表的《元朝国家政权内部的沟通与交流——以宣使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向读者展示了元代宣使制度的诸多面向。作者认为，宣使制度在元代的出现与元代制度设计、统治方式及语言文化上多元并存的特质密切相关。宣使制度是元廷根据自身的统治特点，改善政权内部的沟通与交流，以求得提高行政效率与统治绩效的重要手段。杜家骥先生发表的《中国古代的身份性特权选官——以清代的满族八旗为例》，重点论述了清代的世卿世禄制度。他指出，以宗室、姻亲、世爵世职及祖、父高官之荫等身份性特权而得官者，在清前期尤其是清初，占有相当大比例。此文进而关注到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的选官制度。作者认为，“世官”（世职）制度，应当是早期国家中普遍存在过的政治体制。在先秦时代的中原地区也应存在过像满族那样的世卿世禄制度。

    四、思想文化与信仰

    严耀中先生的着眼点却在“语言文化”，发表《述论东魏北齐社会政治中的鲜卑语影响》一文。他认为东魏北齐社会中鲜卑语和汉语混用，这种现象是和统治集团的游牧社会的风习及政治传统是一致的。但由此征兆着东魏北齐社会的各种矛盾，并构成了严重的政权内耗。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申述，不当的语言政策加重了行政运行和社会稳定的成本，这正是北齐被北周所灭的一个重要原因。王承文先生《唐代房千里《投荒杂录》与岭南南部沿海的雷神崇拜》则从“信仰”的角度为我们揭示了国家与地方互动的另一面。雷州雷神这一具有悠久传统和极强地域色彩的神灵，其本身的神圣性和地位则被历代中央王朝所确认，并最终被纳入到国家祭祀礼仪制度中。而王先生的讨论可能也恰恰从一个具体方面说明了古代中央王朝与边远地区的权力互动及文化关系。晏昌贵先生的《敦煌占书“五离日”初探》通过对敦煌文献P.3984V记述六十甲子纳音中的“离日”的仔细分析得出：早期选择术中的对时日吉凶的规定，可能都有神话、历史故事作为背景支撑，随着历史发展，这些故事逐渐隐退和被消解，代之而起的，是更为系统化的阴阳五行的新解释。陆扬先生的《晚唐清流文化与唐宋社会之转型》讨论了晚唐五代以翰林学士为代表的清流文化的内涵、特质、作用等，而他对于晚唐五代至宋初清流文化延续性的讨论，想来也一定会为学术界提供一个具体有趣的研究实例。王启发先生的《明代方孝孺以个体和家族礼仪为核心的修身齐家思想》以《幼仪杂箴》、《宗仪》以及《家人箴》、诸族谱序等篇章为中心，详细讨论了方孝孺关于修身、齐家部分的思想内容。作者指出，方孝孺的思想建立在他对古典主义传统与现实存在的认识基础之上。汪学群先生发表的《明末地方社会自治的一次尝试——读陆世仪〈治乡三约〉札记》讨论了《治乡三约》的基本精神。作者认为，陆世仪所制定的《治乡三约》虽然采取了以复古主义的形式，以恢复封建为号召，但在思想上起到反专制独断，推动地方自治，促进乡民当家作主的作用，也有助于开出近代民主之风。李华川先生发表的《国家秩序与个人信仰：18世纪一位底层传教士的困境和选择》一文以藏于巴黎外方会档案馆的拉丁文手稿《李安德日记》为对象展开讨论。作者认为，清王朝建立于君主集权和民族压服制度之上，任何具有个性的力量都被视为对国家秩序的威胁。因此，李安德及其教民虽然无意挑战清朝的国家秩序，但仍然受到了来自国家政权的暴力侵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安德及部分教民在国家的迫害面前，仍然坚持了个人信仰，表明在面对相对强大的国家秩序时，个人信仰仍然可以表现得坚韧而有生命力。

    本次论坛的参与者既有名扬四海的学界前辈，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在本次论坛上提交的论文题材广泛，质量上乘，可以说反映了中日学者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纵观本次会议的这批论文，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对传统问题的持续关注。本次会议的论文中最受学者们关注的仍然是国家秩序和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这次问题有许多是争鸣已久的，但学者们均能跳出旧说，提出新意。这充分显示了一些重大而传统的题目自有其旺盛的生命力。

    其二，对新史料的充分重视。本次会议论文涉及，《天圣令》、黑城文书、徽州文书甚至异域秘藏的个人别集、日记等等，充分体现了与会学者的宏阔视野与广博知识。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本次会议论文中有许多利用新方法进行研究的典范。史料批判，空间解析等新式文史研究法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学者们努力吸取新概念新方法的精神与努力令人感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作为两国史学界互动与交流的常规平台，切实推动着两国学者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全面交流与合作。我们期待本论坛的持续举办，能够切实推动两国学者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全面交流与合作。

                                                                                     曾成、吕博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