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送

发表于《西域研究》2012年第2期

     刘安志先生论文集《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2011年 2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收入 16篇论文。其中既有宏观的新认识，如《唐初对西州的管理———以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州府之关系为中心》《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高宗咸亨年间的西域政局》、《唐初的陇右诸军州大使与西北边防》;也有微观考订与论证，如《对吐鲁番所出唐天宝间西北逃兵文书的探讨》、《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都司”考》、《唐代安西、北庭两任都护考补》。该书每一篇文章 “表面看来似乎都是互不联系的单独篇章，实际上都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有的甚至是环环相扣的 ” (陈国灿先生序 )。该书是作者集十余年之功，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代西域史的一次成果结集，反映了作者近年来的学术成就。这 16篇论文视角新颖、考证缜密、观点精当，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和认识唐代西域历史许多方面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不揣孤陋，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及特点略作评介。

    一、该书将传统文献与出土文书紧密结合，选题新颖，见解独到，拓展了唐代西域史研究空间。该书作者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从事唐代西域史研究十余载，对敦煌吐鲁番文书，尤其是吐鲁番文书相当熟悉。作者在将国内外所藏敦煌吐鲁番文书搜罗殆尽，并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将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比对印证，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凭借扎实深厚的史学修养对唐代西域史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探讨准确地再现了唐代西域史上某些历史的原貌。如，敦煌所出四件张君义文书中，有两件是张君义立功的公验，分别记录了张君义在唐中宗景龙三年 ( 709年)五月、六月参与救援被突骑施包围的安西的两次战争，此事不见史载。作者在《敦煌所出张君义文书与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一文中，仔细考察了张君义立功的两件文书所反映的唐军与突骑施交战地点、钤印、四镇经略使在景龙年间的变化等问题，并进一步分析认为，唐廷对突骑施由征到抚的政策转变，很大程度上是为利用其对付东突厥。这一研究准确再现了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变化的详情，属发人所未发的创新研究，填补了学术空白。

    除了重视出土文书外，利用考古成果弥补文献不足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如，作者《唐代龟兹白寺城初考》一文对其中的白寺城这一地点进行了深入考证，在对白寺城地望进行分析考证时，不仅充分利用建国后所获考古的成果，而且对伯希和、黄文弼等早期考古的成果也给予了充分关注。此外，作者还利用在新疆学习、考察的机会，就阿克苏地区遗址考古的一些相关问题向王炳华、张平等新疆考古专家进行了请教。

    二、不囿成见，新意迭出。对于一些文献记载及前人研究已有定论的问题，作者不囿成说，本着科学的态度，求实的精神，对相关史料反复斟酌，深耕广耘，得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新结论。如，王永兴先生在对大谷文书中有关唐天宝年间交河郡高昌县访捉碛西逃兵樊游俊案卷进行考释时，认为 “天宝十五载碛西边镇之兵内调河东郡行营以防御安禄山叛军，其中一人名樊游俊者从河东郡逃亡西走，途经高昌县因而有高昌访捉此逃兵之事 ”。对此学界大多沿袭之，几无持异议者。对此，作者在《对吐鲁番所出唐天宝间西北逃兵文书的探讨》一文中，从文献记载、文书内容本身、高昌相关官员的任职年限、“行营 ”之词义四个方面，条分缕析，进行了深入探讨。最终得出结论天宝间的 “河东郡行营 ”应是河东郡军队驻防于碛西的行营，案卷中的 “逃兵樊游俊 ”乃是驻防于碛西的河东郡行营辖下之兵，故他逃走后被称为 “碛西逃兵 ”。论证严密，符合逻辑，令人信服。

    三、重视对史料的鉴别和使用。刘安志先生的研究对史料的鉴别和使用很讲究，读他的论文，能体会到他对史料鉴别精益求精的执着。有关唐史的记载，史料颇多，既有当代人所撰，也有相去不远的五代、宋人所撰，应该是第一手资料。即便如此，同一记载，抵牾之处亦颇多。对此，作者利用出土文书，对相关文献记载有误或抵牾之处进行了深入分析考证，最终达到了释疑纠谬的目的。如，唐在西域所设安西四镇，曾几次遭到吐蕃侵扰破坏，出现了三罢三置的记载，其中第一次见于咸亨元年，相关文献均记此年四月“罢安西四镇”，学术界也大多遵从此说。而作者在《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高宗咸亨年间的西域政局》一文中，依据对多件吐鲁番出土咸亨年间涉及安西文书的仔细分析，以及对唐命“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以伐吐蕃”、在青海开辟进攻吐蕃新战线，阻止了吐蕃对安西进攻的宏观分析，得出结论说:“唐虽于咸亨元年被迫下令罢安西四镇，但由于西域形势发生变化，实际罢弃的只是于阗、疏勒二镇，龟兹、焉耆二镇仍在唐手，并未放弃。”同时还得出一个新的认识：“透过以上描述可以清楚看出，高宗统治时期，唐朝对西域的经营并非软弱无力，而是比较积极主动的。”

    又，关于唐代西州天山军始置的时间，史籍记载有三种不同的说法。针对史籍记载的歧义，作者《唐代西州天山军的成立》一文将文献记载与吐鲁番出土文书相结合，抽丝剥茧，仔细进行爬梳分析，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进而分析了这些错误记载产生的原因，从而使我们对天山军成立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最后，作者严谨不苟的治学态度也颇值得称道。作者在后记中言:“我还感受到了学术的尊严，深悉严谨踏实和创新实乃为学之重要标尺。本书所收诸论文，不管论题大小，深浅如何，大都严格遵循这一标尺，绝不为有辱唐门学风的粗制滥造之作。”作者的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后学树立了楷模。

    总之，本书是一部论证翔实、考证缜密、见解独到的高水平学术著作，对唐代西域史，特别是政治史、军事史研究将会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