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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林老师编著的《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出版

发布时间:2012-6-19      来源:admin      阅读次数:649

 

 
 

 

   

 

                                     《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序

    唐贞观十四年八月灭掉高昌王国后,建立了西州,一个多月后,唐太宗决定在西州建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他志在恢复汉王朝曾建立过的“西域都护”的基业,这是一个经营西域具有远见卓识的决定。唐朝廷将汉代的“西域都护”改名为“安西都护”,表明唐代派出的都护,旨在安定西域,其政治目的更为明确。

    天山南北的西域,历来是多个民族居住活动的地区,他们与中原王朝都有着一定的联系或交往,有的甚至关系十分亲密。可是他们常常又受到其它较强大民族的侵扰。於是,汉王朝则不得不对西域各小国或民族采取派兵“都护”措施。这样既维护了西域诸小国的稳定和平生活,也保证了汉王朝与各族的友好交往。

   唐王朝兴起以后面对的,则是南面的吐蕃、北面的西突厥交相争夺的西域。为了分隔这两股对唐有威胁的势力,避免其在西域合流,为了保护西域诸王国不受他们的侵扰,为了维系丝路的畅通,唐必须重新担任起都护各国的重任。不仅如此,而且还应使西域地区安定。为此,唐从安西都护府建立之日起,对于西域境内,凡出现不安定的因素时,均进行了干预,这些在《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中都有具体的反映和记载。

    从《编年》中看到,唐安西都护府是以军事实力作为自已存在基础的,而在军事实力的布署和应用上,则有着阶段性的变化。

    唐初是以朝廷组成行军进行制裁干预的阶段:贞观十六年(642年),西突厥咄陆寇伊州及西州天山县,安西都护郭恪率军击破之。贞观十八年(644年)八月,以郭孝恪为安西道行军总管,率步骑三千讨伐投靠西突厥的焉耆。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安西都护郭孝恪参与组成昆山道行军,讨伐龟兹。永徽二年(651年)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寇庭州。以粱建方为弓月道行军大总管发秦、成、岐、雍府及回纥五万骑以讨之。显庆二年(657年)才由 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将贺鲁的叛乱平定下来。每一次的乱事平定以后,都是兵还于府,将归于朝。留守于安西都护府的军队不是很多。

    显庆三年(658年) 安西都护府的府衙,由西州迁到了龟兹,同时建立安西四镇,即在龟兹、焉耆、疏勒、于阗四国各建一军镇驻守,从而进入到由四镇管控安西的阶段。然而,安西都护府辖区广阔,虽有四镇之设,但由于兵力不多,对于各个地方的防御,力量仍然比较薄弱,在维护治安、制止动乱或抗击侵扰上,常常出现捉襟见肘、首尾不相顾的情况。以致在安西四镇建立以后,仍经历了多次军事上的沦陷。

    咸亨元年(670年),“四月二十三日,吐蕃陷我安西,罢四镇”,这是安西四镇第一次的陷落。朝廷遣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进讨,兵未至,弓月与疏勒等皆降。至上元二年(675年)前后,唐又相继恢复了四都督府及其军镇的设置。

    仪凤二年(677年),“吐蕃与西突厥连兵攻安西”,“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镇皆没”。这是安西四镇第二次的陷落。到调露元年(679年),朝廷命吏部侍郎裴行俭以册送波斯王名义,智擒叛军首领都支、遮匐,平定了乱局,才又“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

    垂拱二年(686年),面对吐蕃再侵西域,只有再次撤出四镇,这是安西四镇守军的第三次大撤离。直到长寿元年(692年)十月,才有“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之众,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四镇”。

    在第二阶段的整个三、四十年间,安西虽有四镇之设,但对大的动乱仍无能为力,还必须靠中央行军来改变局面。

    安西四镇的三次失陷,主要都是由于吐蕃的侵扰进犯所致。四镇的三失而又三复,给了唐朝廷一个很重要的教训,那就是要保持安西四镇的稳定统治,而不再遭失陷,必须要派驻足够的兵力才有保障。於是,在长寿二年(693年)恢复安西都护府统治时,“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既徵发内地精兵,……并资遣衣粮等”。由此安西都护府也进入到了一个兵力布署的新阶段——常年派军镇守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明显特点是,在四镇之下,新设置了一批新的军镇,如龟兹镇下的拨换镇;疏勒镇下的葱岭镇;于阗镇下的坎城镇、兰城镇、胡弩镇、固城镇、吉良镇等五个二级镇,此外,还有杰谢、安夫等三级镇。不论大小军镇,均有汉军驻守。如此则完成了唐安西都护府由中央行军管理治安,向边防镇兵驻地化管理治安的转变。这项措施不仅使安西四镇有了高效的预警机制;而且提高了军事防卫能力,为整个安西都护府境内的安宁提供了保证。故在长寿二年(693年)以后的一百年间,安西都护府管下,基本上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军事侵犯或动乱。以致在安史之乱暴发后、安西兵内调增援平叛的情况下,安西四镇仍为唐坚守了约四十年。

   唐安西都护府管控西域的一个半世纪,是继承汉魏传统,在西域继续贯彻中央朝廷政令、维护西域各国安定的一个半世纪,也是唐王朝与西域各族各国保持患难相恤、荣辱与共的一个半世纪,史籍记载十分丰富。石墨林先生编撰的《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就是将这些散见于各类历史典籍中的丰富史事,搜集起来,进行比对考校,并逐年逐月逐日加以排列编纂的著作。对各种记载有矛盾的现象,石墨林先生则尽可能找出依据,作出考订,对无年月的材料,也根据相关内容作出了推断。

   《编年》的一大特点是,除全面搜集传统典籍史料外,还特别注意地下出土文献资料的搜集,一方面注意将新疆地区地下考古发掘出的有关安西都护府及四镇的文献,一一加以搜集,编排其中;另一方面,还注意到全国范围内出土的与安西有关的碑刻墓志资料。可以说是研究唐安西都护府问题最完备的资料集。

    《编年》的另一个特色是,它对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的编撰,并不止于贞元十一年(795年),而是延伸至唐末。这是因为安史之乱起,唐从安西内调了一支劲旅,参与内地平叛作战,一直以“安西北庭行营”的名义,保持了安西军骁勇善战的传统,活跃于唐后期的政治舞台上,对于这支安西行营部队的行踪,作一些后续的注意,也是对历史上“安西”现象的一个完整交待。

   《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属教育部十·五课题“唐安西大都护府与库车出土文书研究”中成果的一部分,同时亦列入《新疆通史》下列子课题基础项目之一,并受到《新疆通史》编纂委员会的支持和资助,这些都为本课题的顺利完成,提供了保证。这也是要在此特别表示感谢的。

                                                                          陈 国 灿

                                                                     2009.6.20.序于珞珈山

 

   此书是《新疆通史》系列成果中的一部。

   《新疆通史》的主体工程是它的14卷16册,为了这一主体工程的框架——整个通史各个分卷的大纲,专家、学者们不知会商、讨论过多少次;它的基础工程便是为这14卷16册服务的有关新疆历史的档案资料以及其他一些文献资料的整理,辅助工程指的是与通史的研究相关联的翻译著作及新的专题的研究。占有的资料越翔实、越充分,所编撰的通史越逼近历史的真实,也越客观。所以编委会成立不久,资料库的建立和整理迅速被提上议事日程;新的专题研究也在紧张进行中。

  几年来,在专家、学者们的努力下,《新疆通史》已完成部分初稿,有关《新疆通史》的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拟立项100多项,现在已通过立项71项,有10余项已通过专家鉴定,内容涉及新疆历史的方方面面,如《塔里木干尸》《辛塔什塔遗址》《新疆穆斯林研究》《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等等,这些基础和辅助工程陆续结题、成书,给《新疆通史》的主体工程提供了丰富资料。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2008年底面世的“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它从广大专家、学者发表的上万篇论文中,选出了363篇,与主体工程相对应,分15册出版,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好评如潮。

  这种阶段性成果还体现在对新疆历史学界人才队伍的锻炼和培养上。《新疆通史》编撰工作一开始,编委会就明确提出:通过编写《新疆通史》,要出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搭建一个学术平台,要锻炼、培养一批科研人才,特别是少数民族科研人才。新疆的史学工作者,在编撰通史的过程中,政治素质、业务水平不断提高。自治区博物馆副馆长、知名维吾尔族学者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在谈及“7·5”事件时说,团结、统一是主流,是大趋势,这从新疆出土的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的文物就可以看出来。可能身体的创伤能很快愈合,精神、心灵的创伤却很难短时间愈合,我们从事文博事业的人,做的就是愈合心灵、精神的工作。研究新疆历史的学者贾丛江说,作为史学工作者,是没法离开现实谈历史的,他的体会是,如果不把新疆历史放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来看,是没法谈的。中国历史很特别,它跟一些西方国家不同,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没有被中断的国家,它的文化起初就是多元的,而不像有些国家那样,起初就是单一的。

                                                                                吕博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