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9日晚7：00-9：00，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举办珞珈中古史青年学术沙龙第十一次活动。博士研究生曾成宣读了他有关契丹早期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圣人与夷狄——论耶律倍的历史形象》一文。历史学院刘安志教授、朱海副教授、魏斌副教授、贺世伟副教授出席并参加了此次讨论，一并参加的还有吴羽、姜望来、黄楼、张达志等青年教师以及十余名博士、硕士研究生。

    曾成博士在文章伊始，开门见山地陈述了耶律倍历史形象在文本中的特殊构造与展现。他指出耶律倍及其家族的特殊经历，使他成为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人物。前贤对其多有关注，但并未措意于他的形象及其来源问题。其实，现存史料中所展现的耶律倍形象差异颇大。那么，这种形象差异表现在哪里？又是如何产生的？其间隐含着怎样的观念抑或现实？正是带着这些问题，曾成博士开始了关于《辽史·义宗倍传》文本解读。  曾成博士将《辽史·义宗倍传》的构成凝练成四个主要部分别展开论述。这四个部分分别是：第一，耶律倍的出身及其在太祖朝的经历；第二，耶律倍在太宗朝及出奔后唐以后的经历；第三，关于耶律倍的逸闻；第四，对耶律倍的论赞。他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仔细比堪了正史传记与其它史籍的差异。通过对以上四个部分的解读与诠释，作者指出契丹文的史料和汉文的史料展现了完全不同的耶律倍德形象。与契丹侧史料中耶律倍的完美形象鲜明对比的是，汉侧史料中耶律倍是一介武夫，政治才能不被信任，品德也颇受怀疑。耶律倍本人虽表现出一定的文化修养，但终究不脱蛮夷之性。但难能可贵的是，曾成博士的论述并没有就此戛然而止，他更是将这种差异上升到晚唐五代“草原”与“内陆”高度，进一步就耶律倍个人在“历史序列”中的“典型性”与“普遍性”进行了精炼的概括：“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以上诸因素要真正对历史书写发生作用，还必须依赖于总体的历史背景的催化。陈寅恪先生指出，安史乱后的河北地区呈现出胡风盛行的景象，即所谓“胡化”。但这一时期的“胡化”主要存在于帝国内部的诸族群之间。至于身处帝国藩篱之外的契丹部落，直至唐末仍是朝廷重点防范，视为异己而又知之甚少的蛮夷。公元十世纪初叶，唐帝国分崩离析，阻止胡汉交融的政治界限也随之溶解。耶律倍的事迹，正是在胡汉初融，接触而未融合的情形下，才得以展现出如此多彩的颜色。”

    在讨论阶段，刘安志教授、张达志博士就耶律倍传的特殊性究竟体现在哪里？为什么会选取律倍传作为研究对象？向作者提出疑问。黄楼博士就某些文本可以做进一步的解析，为作者提供线索。吴羽副教授认为耶律倍即使汉化程度很高，但用“圣人”一词概括耶律倍的文德形象，似乎稍显不妥。贺世伟副教授提醒应当注意新出的辽代墓志材料。石英博士就耶律倍性喜酷刑说提出疑问。最后，魏斌副教授就“文本分析”以及“史料批判”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总结。

     通过以上讨论，青年学生们一致认为，与其将“ 文本分析”抑或“史料批判”看作研究方法，其实还不如将这种方法当作我们解读史料应当恪守的“自觉”。

                                                                           撰稿人：吕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