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日晚间（19：00-21：00），尽管天气寒冷，但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里师生满堂，暖意融融，这里正举办珞珈中古史青年学术沙龙第十三次活动。主讲人陈文龙博士宣讲了他有关宋代礼制研究的最新探索成果《稀阔之典——皇祐二年明堂大礼发微》一文。历史学院刘安志教授、朱海副教授、魏斌副教授、张达志老师出席并参加了此次讨论，同时参与此次沙龙的还有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本科生同学共二十余名。

   沙龙开始后， 陈文龙博士首先介绍了自己研究宋朝礼制的初衷，并对文中“稀阔之典”一词的特殊含义作了解读，“稀阔之典”即非常少有的典礼，它被用来形容皇祐二年的明堂大礼。关于为何把这次礼仪活动特别冠以“稀阔”二字，陈博士认为它的特别之处是其代替了南郊大礼，而且此次明堂礼的规模空前；皇帝亲祀明堂，许多礼仪程序直接由皇帝决断，并以宰执担任大礼五使，且对臣僚赏赐丰厚，并强化了宣示效果，这些在宋代是第一次。陈博士通过对比考察，认为皇祐二年的明堂大礼规模实可与真宗朝的封禅比肩，那么，这次“稀阔之典”是在怎样的政治环境下出现的呢？陈博士注意到宋真宗天书封禅所留下的政治遗产，认为皇祐二年的明堂大礼有效仿宋真宗封禅的痕迹。陈博士接着深入考察了皇祐二年前后政治形势与财政收支状况，认为庆历五年宋夏和议后，随着中央财富的积累，宋仁宗积极营造“治世”氛围，一批士大夫揣摩皇帝心思，推动宋仁宗高调举行明堂大礼，以此确立民众对王朝的自信，满足他们对王朝的自豪感，使宋仁宗及当权朝臣认为他们正处“治世”，而皇祐以后，宋仁宗已逐步失去追求治世的动力。因这篇论文尚未完成，仅供讨论，陈博士最后简要介绍了论文后续阶段将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议题，如不同臣僚在明堂大礼中的角色；儒学复兴及宋儒对宋初苟且行礼的批判；当时人的治世观与后人追认治世观的区别等。

   在论文讨论阶段，刘安志教授围绕“稀阔”二字如何解释，是否就代表了宋人的认识，它到底体现了什么样的特点，为何选用明堂礼而不选其它礼仪等进行问难，以为将“稀阔”简单的认为是稀缺之意似欠妥，建议关注一下唐宋间礼仪的变迁；朱海副教授就皇祐以后仁宗是否曾失去追求治世的动力，谁力图塑造一个“嘉祐之治”以及当时的裁兵与财政问题提出了疑问；魏斌副教授对“籍田礼”“明堂礼”与“稀阔之典”之关系及其在唐宋间的具体用意等问题比较感兴趣；张达志老师就宋代三司与内库的区别，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的关系，“稀阔之典”是否主要利用内库钱以及礼制研究的重要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吕博、薛梦潇等博士就宋真宗的封禅与宋仁宗的“明堂礼”的衔接，大礼五使与尚书祠部和礼部的分工，“稀阔之典”与真宗、徽宗时期的礼仪活动规模的比较，“稀阔之典”的宣示意义及与士大夫的关系，明堂礼的古今变化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疑问。

   最后，刘安志教授进行了活动总结，并表达了以后自汉至宋的学术沙龙活动在这里都可以举办的良好心愿，藉此给学生们更多的学习交流机会，本次沙龙活动在掌声中结束。

                                                                          撰稿人：  杨文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