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3日晚7：00-9：00，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举办珞珈中古史青年学术沙龙第十五次活动。博士研究生薛梦潇为大家作了题为《东汉太守“行春”浅识》的学术报告。历史学院刘安志教授、朱海副教授、魏斌副教授、贺世伟副教授出席并参加了此次讨论，一同参加的还有黄楼、姜望来、张达志等青年教师以及十余名研究生和本科生。

   薛梦潇博士的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选题缘起，二概念辨析，三《月令》与东汉政治，四小结。以下分而述之。薛梦潇博士首先谈到本文的创作实是源于她长期对《月令》的关注，在和时间相关的史籍词汇中，“行春”引起了她的特别注意。在进入本文的正题之后，薛梦潇博士向大家陈述了传世史籍和出土材料所见“行县”、“行春”、“班春”三个概念间的区别与联系，同时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薛博士对此一问题得出了自己的认识，即行春一词首见于东汉，应当是从此前的行县发展而来，二者在主体间存在差别，功能似亦有不同，不过行春并未完全取代行县，东汉时期二者是并存的。而班春则只见于《后汉书·崔骃传》的记载，但据这条史料的记载，班春似和行春可以等同视之。在对上述概念辨析的基础上，薛梦潇博士继而阐述了行春的内涵、背景，并由此引申出了《月令》。在她看来，从行县发展到行春，体现了“月令”精神对政治的融入程度在东汉一朝要远远高于西汉，而这种儒家经典文本对于政治的影响追根溯源则是肇始于西汉元成之际，后被王莽放大，东汉的创始者仍然是继承了这种思潮的余波，并将许多此前文本中的制度设计变为了现实，“行春”应当就是对《月令》的实践，是上述进程中的一环。最后，薛梦潇博士对全文主旨进行了小结，她特别强调《月令》虽然对于东汉制度的设计存在影响，但这种影响要给予适当的估计和评价。“月令”精神在东汉的执行程度如何一题还尚待检验，这不是仅靠文本的记述就可以解决的，正如本文探讨的“行春”，其实际功效未见得即如《月令》文本所描述的那样，很可能是走到了它的反面——“繁礼饰貌，重为烦扰”。

    在接下来的讨论环节，大家竞相发言，表述了对“行春”问题的看法与思考。这些意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强调要对概念进行更加明晰的界定和判别，如黄楼博士提出“班春”是否可以完全等同于“行春”？姜望来博士指出史籍所见“行县”是否皆可作巡察属县解？研究生孙梓辛提出“行春”的“春”确指何意？二是对文章所举史料的解读问题，如贺世伟副教授就张家山《奏谳书》所举反例的时间认定，刘安志教授就《敦煌悬泉置汉简》所举“太守行县道”中的“县道”的释意。三是对“行春”制度本身的进一步挖掘，如魏斌副教授指出应当判别东汉行春和行县在时间上的区分，张达志博士提出可否就行县、行春的地点进行关注，屈涛同学提到行县范围扩大而导致行春出现或可以制度的更替进行解释。四是对“行春”所代表的郡守巡察制度在后世流变的关注，如刘安志教授、朱海副教授提出唐代刺史、都督巡察时间已更至秋冬，何以从汉至唐会发生上述变化？魏斌副教授指出晋武帝时诏令“郡国守相三年一巡行属县必以春”，或许反映出了武帝的复古意象，同时行春在晋代的表现也是了解它在汉唐走向间的一个支点。五是注重对“行春”抑或“月令”与其他现象的关联，如朱海副教授提到行春的时间与五行谶纬的关系，吕博博士指出汉代察举与行县时间的关系，孙梓辛研究生提出月令与日书的关系。六是对史料的搜求范围应当进一步扩大，魏斌副教授、贺世伟副教授分别在这方面提出了建议，希望能多关注石刻、画像及其他文献资料。

   总之，本次沙龙内容精彩，讨论热烈，启发良多。作为新学期伊始的首场沙龙，我们衷心希望能将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传递下去。

                                                                                                   孙梓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