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方术与宗教”工作坊会议纪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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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3-9-28 来源:admin 阅读次数:1119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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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23日，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编辑部主办的“中古方术与宗教”工作坊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第六会议室举行，来自华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河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等高校或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及硕博士生参与了本次会议。会议伊始，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魏斌老师致欢迎辞，高度评价了与会各位学者近年来在中古方术与宗教研究方面的探索与贡献，肯定了方术与宗教在中古这一历史时段的独特地位与影响，同时就与会学者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一贯的支持表示感谢。
本次工作坊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由首都师范大学游自勇老师主持。
华南师范大学吴羽老师以《杜光庭著作中所见唐代可携式道教神像研究》为题，将纸、绢之上的道教神像和小型道教雕塑神像称为可携式道教神像。唐代的可携式道教神像，或被收藏，或被供奉于家中静室或净处，甚至有些被信徒出行时随身携带，随时晨夕供养。这就意味着，这些道教神像常驻于拥有者的生活空间与时间，从而直接而深度地介入了人们的生活与精神世界。通过杜光庭著作中的相关记载，来探讨唐代可携式道教神像样式的形成、传播、收藏与供养，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那时的道教艺术，也有助于我们观察道教信仰渗入社会的细部。评议人武汉大学吕博老师认为，文章关注点十分巧妙，强调可携带，深入社会与人群，介入信徒的生活空间与精神世界；同时提及，材料方面，文章主要利用杜光庭著作，对于《混元胜纪》等宋代稍晚的材料，其中记载却更为详细，应当如何处理？
浙江大学孙英刚老师以《佛教与八卦：中古知识、信仰与政治世界的一个层面》为题，指出佛教传入中土之后，与中国固有的思想、信仰发生摩擦与交流，形成新的特色。学界关注较多的道教和儒家以外，主张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谶纬学说，也对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北凉石塔为例，指出其以八卦对应七佛一菩萨，用八卦的术语与理念表现七佛一菩萨。佛教理念进入中古时期的政治修辞，佛教和阴阳谶纬的内容交错使用，是中古时期政治宣传的常态，显著者如梁武帝、北齐文宣帝与武则天。评议人武汉大学姜望来老师认为，文章通过对细节与个案的考证得出新结论，用格义来研究八卦，用避讳来解释“离猫守四方”等，十分新颖，对于谶纬之学与中古宗教的交错研究极具前瞻性；同时指出，方术谶纬与儒释道均有牵连并存在共通的部分，方术谶纬也是连接社会上层与下层的重要环节。
河南大学闵祥鹏老师以《中古动物意象构建中的环境基础与叙事差异—以中西方对猪的认知分野为例》为题，指出不同文化对同一动物可能存在截然相反的认知，并在寓言传说、历史文本、宗教典籍上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文化意象。以猪为例，在中国中古时期猪为雨征，河伯、水神、雷神等皆曾以猪的形象出现；地中海东南岸民众则形成了猪不洁的认知，这一观念更与宗教律文结合，得到北非、中东、欧洲许多信众的认同。东亚季风气候与地中海气候的差异，成为中西方猪认知分野的环境基础；而宗教信仰则强化了社会共识，加剧了认知趋同。评议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宋燕鹏老师认为，以中西比较的视角，打破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学科壁垒是很有意义的尝试；古人对猪的认识在不同时代会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展开讨论；论文所涉较为重要而宏大，或许可将本篇论证范围缩减，论述进一步精确化。
武汉大学田可老师以《论<大衍历>与谶纬思想之关系》为题，通过分析《开元正历握乾符颂》、《大衍历议》记载的谶纬思想，揭示出《大衍历》与谶纬思想的密切联系。谶纬思想一方面在世轨受命、五德终始、甲子上元等学说思想层面为《大衍历》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又在四分历周期常数等逻辑技术层面为《大衍历》提供了数理支撑。因此，谶纬中的历数、历元等理论成为《大衍历》神圣性得以凸显的思想沃土。总之，《大衍历》的历法思想与谶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谶纬在理论思想和数理逻辑层面为《大衍历》提供了重要支撑。评议人河南大学闵祥鹏老师认为，论文从思想与技术等层面对谶纬在历法中的重要性作出了精彩揭示；同时指出，对于今文经学中的一些相关谶纬思想和纬书的文本问题，或可加以进一步的关注和解释。
武汉大学姜望来老师以《方术名僧与佛教中国化：中古正史方术类传所见僧人考论》为题，指出方术对于佛教自汉代传入以来之立足与传播深具影响，但随时代推移和佛教发展，方术神异在佛教中之地位渐趋低落；汉魏十六国时代佛教方术化色彩浓厚，东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去方术化趋势明显。东晋十六国时代是佛教与方术关系发生转折之重要时期，较早有意疏离方术神异、从而开辟佛教发展新局面之僧人，为十六国时代著名方术神异僧佛图澄之弟子道安。总之，早期佛教方术化系佛教初传中国时立足适世所需，东晋以后去方术化则是佛教于华夏扎根弘大之径。评议人华南师范大学吴羽老师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后，依托方术和重视神通灵异是传教的一种重要途径，而随着佛教发展壮大，对于方术依赖性确实有所降低；同时指出，南北文化传统有所差异，北方方术谶纬之学更加流行，可加以更多关注。
下半场由浙江大学孙英刚老师主持。
首都师范大学游自勇老师以《九至十世纪上林湖越窑瓷墓志的形制变化及其性质》为题，指出早期的瓷墓志基本都采用了传统砖石墓志的方形或是仿古的碑形；粮罂是紧随碑版之后出现的瓷墓志样式，作为随葬明器，粮罂在中古时代的墓葬中较为常见，其意是在墓中置五谷供魂灵食用；自唐大和七年出现第一件粮罂墓志始，瓷墓志不再单调地模仿传统砖石墓志,其形制朝着多样化的方向演变，以罐形最为流行。许多瓷墓志具有魂瓶的性质。越窑瓷墓志形制独树一帜，带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是研究九至十世纪浙东区域社会的绝佳资料。评议人陕西师范大学权家玉老师认为，论文讨论系统而细致，对于瓷墓志的衰落也作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推论；同时指出，瓷墓志作为标识性的志墓物件，只是志墓而非侧重于志人，标明位置却又埋于地下，令人费解。
陕西师范大学权家玉老师以《家贫求仕：魏晋之际士风的变化与影响》为题，对于六朝士族中存在的广大贫困群体予以关注。官职的授予体现了政权的尊严。在下者以家贫求仕，在上者以公爵振穷，这是政权与士人之间形成的默契。家贫求仕不过是士人文化与政治文化对垒的剪影，士人带着排斥政治的态度走进政治空间，以名士身份自诩，服膺于名士文化，当政治文化处于弱势时，政治道德无力伸张，政权统治的基石随之动摇。此种现象无异于饮鸩止渴，是两晋南朝诸政权在无奈局面下的选择，或许也是政权虽不断更迭，士风却顽固延续的原因。评议人武汉大学黄楼老师认为，士人贫困问题是中国古代常见现象和重要问题，其发展变化值得关注和讨论；唐代的士人贫困问题与魏晋有所差异，主要在于唐代读书人群体的扩张，士人与政权关系发生了变化，士人的主动权不再。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志远老师以《傅大士作品的版刻及流传》为题，以梁陈之际著名异僧傅大士的相关作品刊刻与流传为中心，指出从传主/作者的生活年代，到今日所见的《善慧大士录》刻本付梓，傅大士的作品经历了多重的改写与校订。重点对《善慧大士小录》的刊布与分析、《善慧大士录》的校订和补注等问题进行细致梳理，并对相关文本和稀见文献进行了校录和摘录。评议人浙江大学石青老师认为，对傅大士作品版刻及流传的清理与考订，可为傅大士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更可靠的史料基础；同时指出，傅大士与禅宗、天台宗关系较为密切，傅大士相关作品各种文本有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写本时代与刻本时代有所不同，后人对于文本中典故的阐发各有其时代色彩。
武汉大学吕博老师以《佛道论衡与李唐玄元皇帝庙、太清宫祭祀的建立》为题，指出玄元皇帝庙、太清宫祭祀的成立与李唐追述老子李耳为先祖的观念密切相关。两次看似简单的礼仪变动背后有着复杂的宗教知识体系支撑。在建立两种祭祀体系的过程中，李唐统治者需要面对南北朝以来就开始的激烈佛道斗争。在塑造玄元皇帝庙祭祀的同时，也是反驳佛教，廓清争议、确立道教知识谱系的过程。随着世俗权力的介入，宗教事件就与政治变动密切相关。太清宫祭祀的最终成立，标志着李唐的神圣谱系开始确立。评议人武汉大学田可老师认为，宗教之间的竞争与皇权政治牵涉，唐代较为典型；李唐玄元皇帝庙、太清宫祭祀的建立与这一时期的佛道论衡有着密切关系，而在玄宗时期佛道论衡明显弱化，应与皇权的凸显密切相关。
浙江大学石青老师以《早期佛教讲经与义疏再探讨—兼论义疏研究史》为题，认为早期的义疏是讲经内容的记录，义疏的形态与讲经的形式和内容有关，因此并没有固定的形态；儒释两家的讲经形式和义疏形态有各自的发展过程，也相互影响。通过分析《四阿含暮抄解》《注维摩诘经》等文本，可以知道：最先对一部经典作解说的应是译者，由具备一定学养的僧人记录下来，这是早期的佛典注疏；鸠摩罗什讲经的记录显示当时的“注”和“疏”体例相似界限模糊；无论儒家还是释家，讲经方法都因场合和听众而不同，义疏也是如此。评议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志远老师认为，通过目录学方面的考察来确定佛教讲经与义疏的关系及义疏出现的时间、儒佛之间的影响与借鉴，有其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但这种方法亦有局限性，建议从某个具有稳定形态的基本点向前追溯，对相关文献文本予以更多的关注。
此次“中古方术与宗教”工作坊，主题明确、内容丰富、新论迭出。来自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相关领域活跃学者，围绕系列论文展开热烈的探讨交流，虽研究对象、研究主题各有不同，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各有侧重，但主要皆围绕中古方术与宗教这一重要、复杂且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的领域而展开，学理阐发与技术分析兼涉，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考并重。工作坊的顺利举行，相信不仅对中古方术与宗教研究领域有深入的开拓和明显的推动，也会对阶段性中古史的发展和创新具有一定的意义。
（栾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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