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日晚，应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编辑部邀请，复旦大学汉唐文献工作室研究员唐雯为我所师生举行了一场题为“离析《旧唐书》中晚唐人物列传——以《顺宗实录》为中心”的线上讲座，讲座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吕博教授主持。讲座得到武汉大学“双一流”建设引导专项资金支持，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高水平建设”项目举办的系列活动之一。

   这次讲座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题目缘起。此前有关《旧唐书》史源的“常识”是，代宗朝之前的本纪承袭韦述等所编国史，之后则来源于各朝实录，而文宗之后，再无实录，依靠的是贾纬所作《唐年补录》及五代时期搜集到的各类材料，而列传的前半部分同样迻录自韦述国史，之后至文宗则“多据各帝实录剪裁”，同时也利用了家传、行状、墓志、文集等文献。但唐老师认为，事实上这一认识并未经过实证检验，实录与列传的关系仍需考虑。其中引出的问题是：今本《顺宗实录》的性质如何？五代史臣所见《顺宗实录》的面貌如何？《顺宗实录》中的传记与对应的《旧唐书》传记之间是否“如出一辙”？行状等其他传记文献是否构成了《旧唐书》本传的蓝本？

   第二部分是对《顺宗实录》详本与今本的考察。主流的研究观点是，今本《顺宗实录》为略本，系路隋删改本，详本《实录》为韩愈原本（已佚）。但通过从《册府元龟》等文献中辑录出的详本《顺宗实录》可知，详本比今本详细很多，且在史实上更为准确。被删落的详本文字范园甚广，远超路隋的修订本所涉及的范园。因此不能认为今本即是出于政治原因的路隋删定本。唐老师进一步提出两个推论，一是韩愈原本在唐代已经消亡，详本是路隋修订本；二是今本实录可能是一个在流传过程中形成的节抄本。总之，详本《顺宗实录》与今本的差异远比此前认为的要大，《旧唐书》作者所利用者为详本，因此反映在列传部分，其所利用的实录本传也较今本详细。

   第三部分，唐老师介绍了《顺宗实录》八篇列传与《旧唐书》对应列传的比读。比读得出的结论是，五代史臣对于实录本传的利用是有限的，尤其是较为重要的人物，当较为简略的实录本传不足以支撑起篇幅较长的正史本传的时候，史臣们便会另寻史源。

   第四部分是对《旧唐书》中晚唐列传与行状等传记材料关系的考察。此前形成的常识是，行状、碑志、家传等都是《旧唐书》重要的史料来源。但通过对现存《旧唐书》有传人物的传记类文献与其《旧唐书》本传的比读，唐老师指出现存行状、传记等材料对《旧唐书》中晚唐列传的形成贡献不大，而集序由于更容易获得反而更受五代史臣的偏爱。另外，文集中所包含的碑志等传记类材料很可能是旧唐书的重要史源。

   唐老师在讲座最后指出，五代史臣并未如我们的“常识”所认为的，以行状等现成传记文献为基本材料来结构《旧唐书》的整篇传记，而是对材料的丰富度有着他们的追求。较诸《新唐书》，五代史臣对结构性史料选择的面更广,并根据不同来源的史料填充了相当多的细节。以上考察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评估《旧唐书》的史料价值。

   讲座结束后，吕博老师作了总结发言。他认为唐老师的研究全面考察了《旧唐书》中晚唐人物列传的史源，同时也深化了对《顺宗实录》的认识。另外，辑录《顺宗实录》的方法论原则等也颇具启发性。在互动环节，同学们向唐老师请教了能否通过一些标志性的词语来确定文本来源，以及对于武宗朝及其以后《旧唐书》史源刨析的参考方向等问题。唐老师指出关键是如何定义标志性，真正具有标志性的词语可以用来确定文本来源；《旧唐书》唐末部分的史源使用了《唐年补录》的材料，可以作为参考方向，但具体的刨析方法仍需要实践。

撰稿：井浩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