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楼劲先生来我院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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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1-10-26 来源:admin 阅读次数:3558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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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22-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楼劲先生应邀来我院讲学。期间，围绕着中国古代政治中的“禅让”与“革命”，作了两场学术讲座。
22日晚，楼先生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101会议室，作了题为《十六国北朝的“北族革命”及其影响》的讲座。讲座由历史学院院长刘安志教授住持。
楼先生说，他近年来尤为关注汉唐历史间的易代模式问题。早年所作的《西汉时期“革命论”之退化与政治思想之转折变迁》一文是相关问题的最初思考。他认为，刘邦标榜革命推翻暴秦，建立西汉王朝后，西汉统治者就逐渐从革命的倡导者、鼓吹者，成为防范革命的既得利益者，“革命论”亦随着政局和政治思想的转折而退化。“革命”的举义抗暴内涵被日益淡化，“禅让”则逐渐成为政权和平过渡的最佳方式，用于协调易代和纲常名教之间的矛盾冲突。故两汉以后以至魏晋，“禅让革命”作为一种和平易代的模式被逐步成熟的王朝体制确定了下来。
但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却无法行禅让。他们既非天子，本身也不具备被世人认可称帝的资格，欲行易代之事，则往往标榜“革命”，比附汤、武，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持。这些标榜革命的征伐易代，不仅体现了被压迫者面对暴政时举义抗争的合理性，也体现了有别于禅让的暴力夺取政权之路，并且这种路径同样需要秉承特定的理念和准则。具体而言，十六国时期，五胡豪酋开国创业者如李特、李雄、刘渊、石勒、苻坚、姚苌、赫连勃勃等皆标榜革命，比附汤、武及汉高祖。这实际上反映了豪酋建立政权时普遍面临的困境和诉求。楼先生指出，此问题反映了中古王朝体制和民族关系理论实践的紧密联系。
提到“北族革命”的背景，楼先生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汤武革命说或革命论在两汉的流变；其二，是两汉四百年统治对胡、汉各族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切影响。西汉至新莽时期革命论退化的主要表现：“革命”等同易代改姓，禅让入主“革命”内涵，改制成为“革命”外延。“革命”的门槛被提高，其举义抗暴的内涵就会被东汉成长起来的豪族枭雄割据谋位所用，汆入膺有天命者平乱定难之义。再者，尽管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尊王攘夷、夷夏有别的思想渐进人心，促成了汉人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最终导致五胡乱华的发生。但不可忽视的是儒家思想在此过程中对周边民族的熏染，少数民族的大量内徙、多历变乱仍居留不去、五胡酋豪归源炎黄子孙的事实以及少数民族对建立王朝的追求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由此看来，只有结合胡汉对立和王朝体制处理民族关系的成功，才能解释“北族革命”为什么会产生。
“北族革命”既非禅让易代，也就无一系列繁琐的禅让程序，而是直接登坛告天接受天命。它虽与禅让模式有许多不同，但其与汉魏、魏晋的禅让仍有不少相似之处：首先，“北族革命”之郊祭告天与大赦改元也是汉魏、魏晋完成禅让的基本程式；其次，五胡豪酋标榜“革命”的改制举措亦与禅代大同小异。含有“革命”改制理念的建制举措，在汉魏以来革命论退化和“禅让革命”模式形成的背景下，其实同禅让后所采取的许多举措相类；第三，北族枭雄建立王朝后，也像两汉那样迅速地从标榜“革命”转向防范“革命”。北魏孝文帝改革后，胡汉轸域进一步弭平，从而解除了彼时制约五胡酋豪难行禅让的桎梏，此后的北族王朝，纷纷回归“禅让”之路。
关于“北族革命”的影响，楼老师总结了三点。其一是“北族革命”与魏晋以来的“禅让/革命”双轨并行理念互摄，继承发展了先秦以来尧舜禅让与汤武革命所寓的政治原理，使公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和举义抗暴、顺天应人等思想不断深入胡汉各族。其二是北族革命以“帝王岂有常哉”“顾惟德所授耳”的理论和实践，打破了两汉以来在夷夏关系问题上偏于歧视、对立的旧论，开启了从各族天性“不可转移”转为“可以融合”的新论。其三是北族革命不仅破除了“自古岂有胡天子”之类的魔咒，更构成了北族立国建政的一种模式。
最后，楼先生指出，自六镇暴动以来，朝局动荡混乱，各地起事者争相入主中枢，多以举义革命为号。汤武革命说在魏末接连的乱局中被再度唤醒，其所寓受命定乱之义也与北朝后期禅让易代理据进一步嵌合，这也是北族革命传统强劲绵长的体现。这一革命举义的氛围及其思想内涵，亦深切影响了隋、唐的易代活动。
23日晚，楼先生在我院423会议室作了题为《〈论语·尧曰〉篇首章补疏》的学术讲座。讲座由魏斌教授住持。赓续上一场的“禅让/革命”双轨制话题，此次讲座楼先生以经学补疏的方式，梳理了战国时期中国思想家对国家权力来源、运作和让渡机制的讨论，并指出其对华夏大一统王朝和多民族帝制国家的设计构筑有重大影响。
《论语·尧曰》篇首章中有尧命舜、舜命禹的受禅之辞和汤伐桀、武伐纣的告天之语，分别指出了“禅让”与“革命”两个政治传统，不过“二帝三王”虽有揖让与干戈之异，安民取治之法却相同。因《论语》在儒家地位特高，且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所以“尧曰”章成为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说流衍的关键一环。然而，从战国以来就有对尧舜、汤武所行之事的质疑，进而产生了对“尧曰”章真实性的怀疑，并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梁启超、顾颉刚、钱穆等学者都认为“尧曰”章为伪作，只是他们仍然没有证据。
楼先生指出，郭店楚简中的《唐虞之道》就与“尧曰”章主旨相同，此外上博简《容成氏》、清华简《良臣》《保训》等篇亦与“尧曰”章有暗合之处，不禁使人相信也许这些是同期某些共同话题、传说和观念的体现。可见，“尧曰”章并非伪作，内容的形成不晚于战国中前期。随后，楼先生还分析了“尧曰”章中所述的禅让、革命与现实政治的关联。1939年吕思勉先生在《唐虞夏史考》一文中就指出，禅让说兴起有其史实背景。楼先生也举例进一步申论了此观点。他认为，如上博简《容成氏》等文献所示，战国中前期禅让说的发展趋势，是把让国之举向尧舜以前延伸，使之成为上古帝王传位之通则。此外，围绕禅让说的讨论至战国晚期仍在不断深入，讨论焦点在于公天下时期的权力本原及其让渡程式是否适用于家天下时期。
总之，“尧曰”章所述“二帝三王”之序，确为春秋以来各家所说华夏上古帝王谱系中具有相当共识的基干部分。二帝三王之事贯注的理念和准则，是春秋以来诸子围绕唐、虞、三代各抒其见的共性所在，体现对古帝王谱系背后法则的寻求。尧舜和汤武被不断符号化，在争鸣中滋长了一种公天下与私天下有共性的思想共识，打通禅让与革命的界限，从而构成了华夏法统建构的关键所在。这种理念和准则也是儒家推崇的“王道”和王政之要，其内涵在战国末年以来仍在孔门后学中继续完善和丰富。“尧曰”章中尧舜、汤武“其致一也”的理念，构成了家天下时期权力基础、权力运作和更替的三大政治公理。这是春秋战国作为中国轴心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哲学突破，其中蕴含了人类历史上破天荒把权力来源、运作和让渡立基于民意的首套规则，更对华夏大一统王朝和多民族帝制国家体制的设计构筑产生了重大影响。
（撰稿：霍坤、郑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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