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3日下午，日本新潟大学關尾史郎教授访问我院，并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作了题为《长沙吴简、吐鲁番文书、庆州新罗简——以出土史料中的“教”为中心》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冻国栋教授担当主持，焦堃博士担任翻译。刘安志教授、朱海副教授、姜望来、黄楼、胡鸿等青年教师，以及数十名研究生参加了此次报告会。

    报告之前，冻国栋教授回顾了関尾先生自1984年以来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同仁的友好交往，对関尾先生在出土文献领域的学术贡献做了详尽的介绍。

    關尾先生在此次报告中，展示了他所收集有关“教”的简牍11例，在严谨、审慎辨识文字的基础上，对相关行政运作机制展开了详细的分析与讨论。他认为走马楼吴简中的“君教”类文书是由临湘侯发出的下行公文，以郡府内的诸曹为接收对象。不过，關尾先生的探讨并没有停留于此，他进一步对比吐鲁番所出十六国北进时期的“教”类文书，并由此引发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官文书“符”与“教”的相互关系。经过举例辨析，他认为“符”是用来传达“教”的文书。此后，關尾先生又把目光投向了朝鲜半岛，追述了公元4世纪新罗木简中“教”的渊源，并提出日本是否使用过“教”这一官文书的问题？在近达一个多小时的学术报告中，關尾先生展示了他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宽广的学术视野，令与会师生受益非浅。

    在总结讨论环节，冻国栋教授高度评价了関尾先生的研究，提示了《文馆词林》中留存大量教类文书，可供参考研讨；与此同时，就文书“本体”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刘安志教授、胡鸿副教授就简牍中“教”字后的“若”、“诺”等字，以及不同字迹、墨色等问题，比对图版，做了进一步的辨识。黄楼、李永生等就五胡时代的“教”与“符”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吕博就“教”、“符”类文书在唐代的进一步变化，提出了若干见解。

    近年来，利用简牍研究文书行政、地域社会等相关问题，已成为学术热点。関尾先生的报告再一次提示我们，充分利用不同地域的出土文献，如长沙走马楼吴简、庆州新罗简、敦煌吐鲁番文书等，结合传世文献，考察中古时期某种文书体例的流变，仍是极具潜力并值得关注的学术课题。

    报告结束后，関尾先生与冻国栋教授、刘安志教授一道，就日本新潟大学与武汉大学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问题，进行了友好的沟通与磋商，取得若干共识，为以后两校历史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吕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