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2-23日，由中国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主办、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协办的第九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国际会议”，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报告厅成功召开。来自中国（41人，其中包含中国台湾学者11人）、日本（11人）、韩国（5人）的60余位中青年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焦堃（武汉大学）、付晨晨（东京大学）担任会议的日语翻译，南玉梅（武汉大学）担任韩语翻译。

    本届会议延续了以往的组织方式和讨论风格，另外新增了展望报告环节，历时两天的会议，总有10场23位学者的学术报告。每位报告人的时间为40分钟，分为宣读报告、评议和自由讨论三个环节。
    22日上午8点举行会议开幕式，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刘安志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黄泰岩教授代表武汉大学致欢迎辞，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陈伟教授代表学院致辞，欢迎与会学者的到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楼劲先生代表学会致辞，并简要介绍了其关于北魏历史的最新思考。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冻国栋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暨学会致辞，他回顾了第三届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在武大召开的历史，并特别阐释了学术传承与创新问题，以此勉励与会青年学者。朱雷教授（武汉大学）也莅临了本次开幕式。

    开幕式之后进行的，是由特邀嘉宾所作的两场展望报告。第一场报告由孟彦弘研究员（中国社科科院历史研究所）主持。罗新教授（北京大学）首先作了《走出民族主义史学》的报告，罗教授追溯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历史渊源，并结合当今时代特点，指出其存在的某些危险及沉重负担，最后发出告别民族主义史学的呼吁与憧憬。第二位是阿部幸信教授（中央大学）的报告《关于中国中古时代观》，他提出了什么是“中国中古”的概念，并对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划定的“中国中古”进行了反思，认为魏晋时期出现了全面的制度设计，中国中古是“秩序化”时代 。第三位是朱振宏副教授（中正大学）的报告《西突厥与隋朝关系史研究》，尝试摆脱传统的中原农业政权的视角研究游牧民族关系，冀而改以从游牧民族的角度，重新看待与中原农业政权的互动，提出了西突厥与隋朝关系的诸多新问题。

    第二场展望报告由张荣强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主持。赵晟佑准教授（首尔大学）报告《韩国学界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宗教史的研究——以2000年后青年学者的研究为中心》，对关于佛教、道教、中国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细致地梳理，研究成果以佛教居多。提出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寄希望跨学科交流，充分利用宗教资料、敦煌文献等提高学术研究水平。鲁西奇教授（厦门大学）报告《村落·乡里·乡民社会：关于中国乡村史研究的一些想法》，以对民间基层强烈的人文关怀，结合历史村落地理研究、古代乡里制度史研究，尝试把“乡民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社会类型”看待并加以考察，时间跨度从上古到明清，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命题。最后，张学锋教授（南京大学）对上午的两场展望报告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和总结。

    22日下午进行了本次会议的第三场至第五场报告。第三场报告由安部聪一郎准教授（金泽大学）主持。第一位报告人福永善隆准教授（鹿儿岛大学）《试论西汉前期国家体制的蜕变：以刘邦集团的式微与内朝的形成为中心》，认为武帝时期的内朝形成，是刘邦集团式微，西汉政治体制转成具有全国基础达到成熟的重要象征。李昭毅助理教授（中正大学）在评论中指出，“刘邦集团的式微”与“内朝的形成”的框架构建虽有创意，但从时间因素、任子制度、郎官与宿卫的角度提出疑问，现场的其他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第二位报告人刘啸助理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从使职角度论汉隋间的录尚书事》，引用唐宋官职中“使职”概念，对南北朝时期的“录尚书事”进行了考察，希望对汉魏六朝职官制度研究进行新探索。评议人柳浚炯助教授（韩国岭南大学）指出南朝不同时期“录尚书事”的影响力有所不同，有待进行区分，北朝的“录尚书事”具有“官”性质的迹象，逐渐形成品阶中的固定地位。徐冲副教授（复旦大学）对史籍中出现的“疑”与“擬”提出了疑问。

    第四场报告由李昭毅助理教授（中正大学）主持。第一位报告人宋真研究员（成均馆大学）《秦汉时代个人买卖活动与券书》，利用《周礼》、《秦律》、《汉律》、简牍等，从国家管理、征收市税、排解纠纷等角度对相关买卖活动与券书进行了微观细致的考察。吴承翰博士（政治大学）在评议中认为，论文题目中“个人买卖活动”易引发误解，“交易”与“债务”在券书表现上的区别也有待说明。鲁西奇教授（厦门大学）提出了“买券”和“卖券”的差异问题。第二位报告人石原辽平博士（东京大学）《“更”、“徭”的人选形式与乡里控制》，利用小岛茂稔通过劳役征发考察国家对乡里社会支配构造的研究方法，在杨振红、广濑熏雄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小岛提出的劳役征发问题进行了再探讨，并得出与小岛不同的结论。评议人徐畅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指出，“更”役在秦及西汉前期是作为军役出现，征发单位是县，尽管此后“更”向劳役转化，但征发单位依旧，与徭役及一般力役的动员单位有所不同。作者拘泥于松柏汉简材料，过分夸张了人口与“更”役的动员关系。石洋讲师（中国政法大学）提醒报告人注意参考《九章算术》中《均输》，国家会对每县的赋、役数以及输送地距离目的地的路程远近、押运粮食的工钱作统筹计算，尽可能做到平均安排。

    第五场报告由黄楼讲师（武汉大学）主持，主题均涉及唐史。第一位报告人林佩珏博士（台湾大学）《唐代刺史考课》，着重考察唐代刺史考课，并由此衍生，进一步探索了唐代州县官员的考课。评议人吕博博士（武汉大学）提醒报告人应更多地参考大陆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及吐鲁番文书资料，从而修正文中论述不当之处。张达志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从论文题目到论文结论共提出九个问题，认为论文仍有不少修改完善的空间。第二位报告人平田阳一郎准教授（国立沼津工业高等专门学校）《隋唐时代的“府兵制”与军府》，认为府兵制是自从西魏设立二十四军以来，配合着统治地域的扩大而设置军府以不断将各种集团吸收为新的战斗力，并且通过向如此获得的内附民逐步适用法律以逐渐将其“百姓化”的一种以统治的扩大和渗透为目标的方法。李基天博士（首尔大学）在评论中指出，虽然文章强调延续性、持续性的视角，但隋唐时期，真正具有延续性的军府在唐代整个折冲府中所占的比重，是需要检讨的课题。刘安志教授（武汉大学）提醒报告人注意府兵制运行的细节及不同时期的复杂性。第三位报告人齐子通博士（武汉大学）《如影随形：唐宋之际从洛阳到开封与北京切换》，认为开宝九年宋太祖意欲迁都洛阳，实质上契合了中央权威强势回归的背景下对定都洛阳的理论诉求及百年分裂时期汴州特殊角色的消解，而宋代最终定都开封，则可视为汴州长达百年的实力积累，冲破了以往认识规律的束缚。又以唐宋北京切换为例，认为唐宋陪都的东移的历史动力为唐宋中央权力中心（都城）东移。评议人户川贵行讲师（山梨大学、中央大学、国学院大学）指出应重视燕云十六州割让所导致的河北地区军事威胁的增加，张学锋教授（南京大学）也有类似的看法。小尾孝夫讲师（大东文化大学）提醒报告者应更多地参考其他研究成果。罗新教授（北京大学）指出，文章应减少浪漫主义情结，从而更加符合现代学术规范。

23日上午进行第六、七场报告，第六场报告由赵晶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主持。高震寰博士（台湾大学）《试论復作、驰刑及其时代意义》，充分参考以往的学术成果及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认为汉代復作和驰刑各是基于不同时代需要产生的制度，并在其后有相应时代的发展。通过细致厘清两种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而略窥汉代政治、社会的发展阶段，从而展现出其各自不同的时代意义。安部聪一郎准教授（金泽大学）在评论中指出，报告人应进一步注意每个史料各自的时期，尽可能地根据具体史料来论证的态度给予评价。第二位报告人刘可维博士（九州大学）《敦煌本<十王图>所见刑具刑罚考》，结合图像资料，细致地讨论了唐宋刑罚的转变，认为敦煌本《十王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司法审判的实态，北宋以唐《狱官令》为基础编纂了天圣《狱官令》，继承唐制，同时也对唐末以来的诸多新的刑具和刑罚进行了取舍。评议人杨晓宜博士（台湾大学）对报告中推翻陈登武先生关于图四为鞭背刑的论证提出疑问，并提醒报告人应注意《折狱龟鑑》中的相关史料。张学锋教授（南京大学）对《十王图》的断代提出疑问，吕博博士（武汉大学）对应引用原始史料的问题提供了建议。

    随后进行的第七场报告由陈识仁副教授（辅仁大学）主持。刘永中博士（台湾清华大学）《魏晋命运与自然主义》，讨论了命运论与中古思想史、命运论与自然主义发展、命运论与风水学等问题，并指出了李康与刘孝标对自然主义、命运论的部分肯定及与儒家道德主体性的调和。评议人永田拓治准教授（阪南大学）认为报告不一定非得把考察对象限定于魏晋时期。与会者对报告中的风水命运论产生不少兴趣，孙齐博士（山东大学）建议报告人注意参考孙明齐先生《亦术亦俗：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一书。仇鹿鸣副教授认为风水盛行时期，地理学应该是衰落的，而不是发达。第二位报告人孙齐博士（山东大学）《天师的隐现：早期道教的神权传承》通过利用《郭始孙造像碑》这一新资料，勾勒出中古时期道教天师道传承轨迹，陆修静和寇谦之以不同的方式对天师道进行兴复。中古时期，天师传承的最终消失，与道教自身转型有关，发展为唐代的出家主义。评议人李龢书博士（东京大学）对报告的“天师”概念和部分史料解读提出了疑问。胡鸿副教授（武汉大学）提出天师传承是否也像世俗世界存在选贤与选子的矛盾。刘啸助理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指出郭始孙所谓继承寇谦之的“天师”或许也像南朝那样，是一种自称行为。第三位报告人林佩莹研究员（特拉维夫大学）《唐代台州之中日佛教交流网络：日僧最澄旅行文件之考察》，搜罗了最澄在九世纪初，于中国南方求法的相关日本资料，对认识僧人与官员之间以及中日两国之间互动提供新观点，体现了中国南方所流传的佛教具有多元化特质。小尾孝夫讲师（大东文化大学）在评论中指出文章的问题意识不够突出，同时也建议对唐代天台宗佛教史对简要概述。陈志远助理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对关于道邃和尚史料断句提出异议，同时也对《天台九祖传》的相关问题提出了个人看法。

    23日下午进行了第八、九、十场报告。第八场报告由徐冲副教授（复旦大学）主持。第一位报告人姜望来副教授（武汉大学）《家国之间：北齐的皇权、皇帝与皇族》，认为北齐在胡化与汉化间之艰难取舍与曲折反复决定了皇权政治演进中的连绵冲突和皇权在冲突中趋于衰弱的路向，集中反映在皇帝及其家族围绕皇位继承与争夺而展开残酷斗争，宗庙变迁、宗王盛衰、恩幸政治之间都不是孤立现象，呈现出北齐皇族与皇位在家国之间的困境与冲突，为理解北齐衰亡提供了重要线索。评议人陈识仁副教授（辅仁大学）建议报告人将已发表的成果在文章中简要概括处理，并对报告人关于北齐皇位继承问题，由“弟及”与“子继”的矛盾，最后落入胡、汉二分化持有不同看法。第二位报告人廖基添博士（北京大学）《北魏皇室“立子杀弟”现象考论》以内亚的视角，结合北魏政治进程与皇位继承，参照田余庆先生“子贵母死”等相关论点，考论了北魏的“立子杀弟”现象。评议人冈田和一郎讲师（佛教大学）对文章中出现的“杀叔用弟”、“杀弟用子”之间的概念和联系提出疑问，同时也对华夏政权也存在围绕着皇位继承而展开的杀戮，以内亚的视角能否对此区别。张学锋教授（南京大学）提出究竟什么才是“内亚”概念。刘莹博士（武汉大学）引述楼劲先生所谓北魏自觉贯彻华夏思想文化的正统观和天下观是其开创北方统一新局面的重要原因，应如何认识“内亚”提出了疑问。钟盛博士（武汉大学）指出，题目容易引发误解，给人以北魏从始至终一直存在“杀子立弟”的印象，事实并非如此。

    第九场报告由小尾孝夫先生（大东文化大学）主持。三田辰彦研究员（东北大学）《东晋礼制的重启——从哀帝的生母尊崇说起》，将皇太妃封号的起点追溯到东晋哀帝时代，哀帝朝的江彪主张封号应存在授予仪式和嫡庶差别，文章进而结合政治情境，考察了孝武帝生母李氏晋号皇太妃、皇太后，以及简文帝生母郑氏为皇太后的历史脉络。评议人陈志远助理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指出题目中的“再启动”颇令人费解，应给予说明。同时也提醒报告人注意《建康实录》的相关记载，避免武断。第二位报告人田中一辉讲师（大手前大学）《玉玺的行踪——正统性的冲突》，透过玉玺的真伪、流传，考察了其背后的政治对抗及观念冲突，集中体现在南北政权对正统性塑造的诉求。黄祯博士（北京大学）提出文中存在疑问的若干问题，提醒报告人注意参考陈晔、刘浦江、蔡铭哲等人的论文，并建议将南北朝野纳入考察，放大时间段。胡鸿副教授（武汉大学）指出，玉玺之所以变得重要，应注意从汉魏传统与内亚等其他传统的选择中展开考察。

     第十场报告由范兆飞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主持。郑在均博士（成均馆大学）《试论北朝时期义邑与邑职的地域性特征》，罗列了山西、河南、龙门石窟、河北、山东、和陕西等地区邑职出现的情况，虽有时间地域差异，但认为名称上具有一致性，这应是受到了中央的领导，通过分析邑职的地域分布情况和传播，强调了游化僧人和移民群体的作用。评议人武绍卫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指出，豫东和鲁西在地域上存在相似性，报告人以今天的省份进行地域划分考察古代现象有些不够妥当，同时也指出了报告勾勒的传播顺序可能存在的风险。徐畅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指出样本收集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最后一位报告人胡云薇研究员（中研院历史所）《变革中的延续：唐宋之间的河朔士人》，对陈寅恪先生所谓安史之乱之后，河北地区“胡化”现象进行了反思。从士族群体、科举、儒学等多角度论证了唐宋之际河北“文质化”特征，乃至于河北士人在五代北宋发挥着重要作用。唐雯副研究员（复旦大学）提醒报告人一些大陆学者的文章中也有类似的问题意识和相似的结论，应给予关注，同时也提出了在文献征引方面的不足。仇鹿鸣副教授指出，陈寅恪所谓河北“胡化”是安史之乱不久之后的情况，不宜矫枉过正。晚唐五代其他地域的藩镇也存在“文质化”特征。

    23日下午6点，全部十场报告结束。在随后简短的会议小结中，胡鸿副教授（武汉大学）代表主办方对与会者的认真、辛苦参与表示感谢。孟彦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阿部幸信教授（中央大学）、张学锋教授（南京大学）、徐冲副教授（复旦大学）等学者作了结束感言。晚上6点40分开始，全体与会学者及工作人员在田园小观园餐厅共进晚餐，刘安志教授（武汉大学）代表会议主办方对会议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并感谢与会学者的大力支持。

    本届会议论文涵盖汉魏六朝隋唐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宗教等领域，既包括传统领域，也有不少视角新颖的论题；或运用新的方法，通过对资料的缜密解读与分析，发掘出前人未及措意的新问题，显示出青年学者独有的学术创造力。会上青年学者相互交流了各自的学术传统与近年所侧重的研究方向，通过学术争鸣达到了联谊的目的，并在中国中古史研究的诸多论题和方法论上获得了相对一致的新认识。由衷希望这种深入交流、互相影响的趋势持续下去。

（整理人：齐子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