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斌（章静绘）

   《北齐书》，唐李百药撰，记载了公元534年前后北魏分裂、东魏政权建立、齐代东魏，到公元577年齐亡为止的历史。197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北齐书》点校本，由唐长孺先生主持点校，半世纪之后，《北齐书》修订本于今年上海书展开幕之际问世。此次修订工作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魏斌教授负责，《上海书评》请他谈了《北齐书》和《北齐书》修订的相关问题。

采访︱于淑娟

能否先请您就《北齐书》的编纂情况和内容特点做个介绍。

魏斌：《北齐书》五十卷（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记述东魏、北齐王朝的历史，由唐人李百药在其父李德林所修北齐史书的基础上，增补续撰完成。

   北魏末年动乱，最终在公元534年以后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政权。东魏由怀朔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军人出身的高欢建立，定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又以晋阳（今山西太原晋源区）为霸府。公元547年高欢去世，其子高澄继承权力。两年后高澄被刺杀，其弟高洋执政，并于一年后即公元550年五月禅代称帝，改国号为齐。为了区别于南朝萧道成所建的齐王朝，后人称之为北齐。北齐历经文宣帝高洋、废帝高殷、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后主高纬、幼主高恒诸帝统治，公元577年正月为北周所灭。东魏、北齐加起来总共存在了四十四年。

   东魏、北齐王朝的国史修撰，可以追溯到东魏时期，彼时高氏尚未称帝，所谓“国史”仍是元魏之史。高洋禅代后，“齐”国史修撰被提上日程。魏收监修国史时，为高欢立《高祖本纪》，主张以高欢创业“平四胡之岁”作为“齐”史的起元，将东魏时代也纳入“齐”国史书写。之后陆续有史官撰述。

   李百药的父亲李德林，是当时的著名文士。他在北齐后期参与过国史修撰，“创纪传书二十七卷”。北齐灭亡后，李德林入关仕于北周，后奉隋文帝之命续撰北齐之史，在之前“纪传书二十七卷”基础上，“增多”三十八篇（《史通》外篇《古今正史》）。至唐太宗贞观三年（629），设置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史修撰机构，命李百药修北齐史。李百药在父亲所修史书基础上，“仍其旧录，杂采它书，演为五十卷”，贞观十年（636）全书完成。据刘知几所云，当时“言齐史者，唯王、李二家云”（《史通》外篇《古今正史》）。“王”即王劭《齐志》，早已亡佚；“李”即李德林、李百药父子接力完成的这部《北齐书》，得以流传至今。

   相对于同一时期修撰的其他各史，李百药《北齐书》无论是叙述内容还是语言风格，都显得比较生动。试举一个例子。卷二二《卢文伟传附卢询祖传》记述他喜欢臧否人物，曾跟人说：“我昨东方未明，过和氏门外，已见二陆两源，森然与槐柳齐列。”短短几句话，就将当时人趋走于宠臣和士开门下求官求荣的世态，描绘的淋漓尽致。这种风格或许是受到更早成书的王劭《齐志》、宋孝王《关东风俗传》影响。刘知几曾说，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又说王、宋二书“喜论人帷薄不修，言貌鄙事，讦以为直”，“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并因此被人批评为“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史通》外篇《杂说》、内篇《言语》）。李百药“杂采”的“它书”，应当包括了这两本书。

《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散失严重，有大量内容是后人根据别的史书补抄而成，这对于读者理解和评价《北齐书》影响有多大？

魏斌：随着李延寿《南史》《北史》的撰成和流行，包括《北齐书》在内的南北朝各断代史书，阅读和流传受到很大影响。《北齐书》尤甚，自唐代中叶以后就逐渐残缺。

   据清人钱大昕考订，传世《北齐书》只有卷四、卷一三、卷一六至卷二五、卷四一至卷四五、卷五〇共计十八卷是原文（《廿二史考异》卷三一《北齐书》）。唐长孺先生判断卷五〇《恩倖传》亦非原文。因此全书现存原文，实际上只有十七卷。另外三十三卷，主要依据《北史》和唐人史钞中的相关纪传补缺，前者居多，后者占少数。但不管是依据哪种资料补缺，往往都经过了删节和改动，再加上各卷是在较长时间内逐渐残缺又逐渐补缺，并非补于一时一人之手，使得传世《北齐书》的文本情况非常复杂。

   传世《北齐书》仅剩十七卷为李百药原文，三十三卷为后来所补，这种现状自然会使其史料价值受到很大的影响。用《北史》补的卷次，《北史》相关纪传具在，而且补入《北齐书》时还经常有删节改动，用唐长孺先生的话说，“这部分基本上可有可无”（原点校本《出版说明》）。用唐人史钞补的卷次，也是源出于《北齐书》而颇有删节，有些与《北史》相关纪传存在较多的详略取舍差异（如卷二六、卷二七、卷二九、卷三〇诸传）。

   最有价值的是十七卷原文。《北史》中相关部分，“删去芜词，专叙实事，大概较原书事多而文省”（赵翼《陔余丛考》卷八《南北史原委》）。但从保存史料的角度来说，《北史》所删的“芜词”，如诏令、议论、诗文、任官经历、军事活动等，价值往往是很高的。如《北齐书》卷四五《文苑·祖鸿勋传》所录《与阳休之书》，《樊逊传》所录秀才对策文五道，《颜之推传》所录《观我生赋》，都是史料意义丰富的重要文本，《北史》卷八三《文苑传》相关传记中均删去。任官经历不仅关乎制度运转实践，有时或涉及地方情形，或事关政治活动细节，《北史》所删尤多。如《北史》卷五五《杜弼传》，除了大幅删减《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详载的玄学名理内容（注《老子道德经》上表及答诏、与邢邵问答）外，其任职光州曲城时的兵役征发细节、任职海州时的道路和海堰建设，亦均删去；《北齐书》卷一八《司马子如传》，对其在尒朱荣时期的经历，以及尒朱荣被孝庄帝诛杀后洛阳尒朱氏一方人员在仓促事变中的行动选择，有几百字的细致记述，《北史》则删至仅余数十字。军事记述删减亦多（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三《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

   《北史》相关纪传所增补之处，更加侧重趣闻性的事件和人物生活事迹，不少纪传在细节性和生动性上较之《北齐书》原文有很大加强，而且不避丑闻（赵翼《陔余丛考》卷八《〈北史〉较〈北齐书〉繁简互有得失处》）。由于传世《北齐书》有相当大一部分卷次是据《北史》所补，《北史》的这种记述偏好也就很自然的“掺入”到了传世《北齐书》之中（典型的如卷三九《祖珽传》），使得传世《北齐书》的原文卷次和据《北史》所补卷次之间，除了详略笔法的差异外，也呈现出记述偏好上的差异。

   也就是说，传世《北齐书》呈现给读者的东魏、北齐历史，包括人物性情、事迹，还有时代氛围感，是由不同风格的文本（原书卷次和补本卷次）共同“塑造”出来的，与李百药原书存在差异。读者在阅读《北齐书》时，需要留意这一问题。

东魏、北齐王朝有何特点？《北齐书》中的历史记述，或者说书中呈现出的东魏、北齐历史图景，与本来的历史之间关系如何？

魏斌：东魏、北齐王朝是北魏洛阳政治、文化遗产的主要继承者，具有很强的矛盾性格，一方面延续了北魏迁洛以来急速的华夏化趋势，比如士族文化等层面越来越多地受到南朝影响；一方面也延续了由此带来的政治、文化问题。东魏、北齐的核心统治层，多出自北境六镇，质朴尚武，任侠慷慨，文化面貌和行为习惯上与华夏士人差异很大，所谓“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卷二一《高乾传附高昂传》），“鲜卑车马客，（治国）会须用中国人”（卷二四《杜弼传》），反映的就是这一问题。原本较之宇文氏政权更具优势的高氏王朝，也在这种矛盾中逐渐走向衰弱。

   北齐后来为北周所灭，而隋唐两朝是西魏北周的政治继承者，这使得东魏、北齐在中国的王朝政治体系中略显边缘。但实际上，东魏、北齐具有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意义，在制度、文化、信仰等诸多层面对北周、隋、唐产生了很大影响。此点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早有揭示。

   由十七卷原文和三十三卷补本组成的传世《北齐书》，作为一个文本整体，对构成东魏、北齐王朝历史主线性的内容，有颇为详细的记述，内容称得上丰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保留了大量质朴的口语化表达。如卷二三《魏兰根传附魏恺传》，恺辞青州长史不就，高洋怒云：“何物汉子，我与官，不肯就！”亲自劝责未果后，又说：“何虑无人作官职，苦用此汉何为。”这条是《北齐书》原文。补本部分，如卷一五《尉景传》，高欢劝诫尉景不要贪污，尉景答云：“与尔计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尔割天子调。”卷五〇《恩倖传》，安吐根怒斥高阿那肱：“一把子贼，马上刺取掷着汾河中！”类似的口语化记述，书中可谓比比皆是。《北齐书》中呈现出的东魏、北齐时代，也因此具有了栩栩如生、如临其中的场景性魅力。

   但众所周知，古代史书编撰都会有自身的立场和偏向性，也都有其认知上的“见”与”不见”，由此形成的文本叙述，与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非常复杂。《北齐书》同样如此。阅读者对此要抱有警惕。

   随着北魏迁洛以后墓志文化的流行，《北齐书》中列传的人物，去世时大都制作过记述其生平的墓志，其中有一些已经被发现。对读同一人物的《北齐书》传记和墓志，就会明显感受到生平经历的叙述差异。此外，也有一些带有个人或群体自述性色彩的碑刻等资料幸而保存至今（著名者如河北定兴县的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其中呈现的地方人群记忆与官方历史叙述之间的关系也耐人寻味。循此思考，可以对《北齐书》纪传叙述“意图呈现”和“未曾呈现”的历史内容有所感悟。

   东魏、北齐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在艺术和物质文化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由于统治阶层的崇重，佛教在东魏、北齐的王朝文化和信仰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留存至今的大量精美的石窟、造像、佛塔、摩崖，和考古发掘的墓葬壁画等文物遗迹一起，成为现代人认知东魏、北齐时代最为直观的视觉性存在，并且越来越受到人们喜爱和重视。阅读《北齐书》，这些物质材料也是必要的参考。

   与其他官修或私修正史一样，《北齐书》侧重记述统治者和上层精英的活动，中下层普通人的生命历史体现很少。所幸的是，由于佛教信仰的流行，有大量东魏、北齐时代善男信女的造像题记保存至今，据此可以部分窥见当时生活在历史暗部的普通人的光影。他们可能身份并不高贵甚或卑微，但也曾努力生活过，以群体性的复调之音，构成了《北齐书》之外的另一种东魏、北齐历史叙述，同样值得读者关注。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现存《北齐书》的版本、刊刻和收藏情况。

魏斌：《北齐书》成书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写本形态流传。

   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宋书》条所记，北宋嘉祐（1056—1063）年间，以南北朝《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舛谬亡阙，始诏馆职雠校”，曾巩等人“以秘阁所藏多误，不足凭以是正，请诏天下藏书之家，悉上异本。久之，始集”。校理完成后，七史经过比较长的时间陆续雕版刊行。其中，《北齐书》具体刻印时间不详，但据晁公武所记，至迟是在北宋政和（1111—1118）年间。这也是《北齐书》首次以刻印本形态出现。包括《北齐书》在内的南北朝七史刻印本，北宋末年曾一起“颁之学官”，但“民间传者尚少”。

   《北齐书》北宋刻印本今已无存。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四川漕官井宪孟“檄诸州学官”，访求北宋末年“所颁”的南北朝七史刻印本，“书颇有在者，然往往亡阙不全”，经过“收合补缀”之后，重新在眉山刻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宋书》条），《北齐书》亦在其中。该本亦已无存。而后来习称为“眉山七史”的南北朝七史传本，实际上是南宋前期在杭州刊刻，其中也包括《北齐书》。该本自南宋前期刊刻后，经南宋中后期、元、明不断修版补版印行。至明万历八年至十年（1529—1531）前后，南京国子监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补修（其后仍随时补修），今存《北齐书》宋刻宋元明递修本，以此次补修后印行者居多，即所谓“三朝本”。由于递修本数百年间不断修版补版，不同年代的印本之间存在差别，理论上年代越早者越接近南宋前期刊刻本原貌。

   没有经过元明两朝补版的《北齐书》南宋刻印本，现已无存。保存有部分南宋前期原版叶的递修本，现亦仅见残本一部存世，即原北平图书馆旧藏宋刻宋元递修本（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本印行于元代中期以前，现存者为全书后十六卷（卷三五—卷五〇）。尾崎康判断，该残本中仍保存有较多南宋前期印行时的原版叶（《正史宋元版之研究》）。

   由于三朝递修本版片漫漶日甚，至明万历十六至十七年（1589）间，南京国子监祭酒赵用贤重新刻印了《北齐书》新本，即南监本。这次新刻，根据《北史》对三朝递修本《北齐书》做了诸多补改。之后北京国子监刊二十一史本，补改又有增加。明末毛氏汲古阁刊十七史本，承袭三朝本而兼取明监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二十四史本，以北监本为主兼取南监本。淸同治十三年（1874）金陵书局本，以汲本为底本。南监本刊刻后，三朝本仍在印行，至清中叶已经模糊一片，被称为“邋遢本”。

   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本《北齐书》，前三十四卷据涵芬楼旧藏三朝本（宋刻宋元明递修本）影印（原书今归中国图家图书馆），后十六卷（卷三五至卷五〇）据原北平图书馆旧藏宋刻宋元递修残本（百衲本牌记称之为“北平图书馆藏宋蜀大字本”）影印。由于版面漫漶等原因，影印时做了不少修描补改。

您如何认识点校本《北齐书》？这次修订情况如何？

魏斌：197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北齐书》点校本，由唐长孺先生点校（陈仲安先生协助做了不少工作，王文锦先生参加编辑整理）。点校时考虑到南监本是以《北史》校改之始，殿本兼用南监本、北监本而流传较广，因此在三朝本之外，选择南监本、殿本作为主要互校本。百衲本前三十四卷与三朝本相同，后十六卷更接近南宋刊刻本原貌，也作为主要互校本。

   唐长孺先生在原《点校后记》中，对其工作方法有详细说明。具体即是在以上几种本子内互校，择善而从。既照顾原来面貌，凡各本有异文而两通的，或无法判断是非的，一律从三朝本；同时也接受南监本、殿本必要的和可取的补改。除了版本互校外，还通校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北史》《资治通鉴》《通志》中有关部分。

   前面提到，《北史》中有关东魏、北齐的纪传，主要据《北齐书》删削增补而成。《北齐书》逐渐残缺后，很多又是依据《北史》等回补。由于与《北史》之间存在这种复杂的文本关系，加上讹脱误文极多，给校勘整理工作带来一些尺度上的困扰。如果兼顾阅读便利性，不可避免要做大量补改，而补改往往带有整理者的主观判断因素。正如原《点校后记》所说，在异文处理上，“诸如此类取彼舍此，不免带着主观性，我们也感到很难斟酌尽善”。如果优先保持早先的版本面貌，又势必会丧失一部分可读性和使用便利性。而且实际上也无法做到保持原貌不动，同样或多或少会面临补改取舍的问题。

   “择善而从”的原点校本《北齐书》，因校勘细腻，考订精审，标点妥贴，出版后备受学界推崇和广大读者好评，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通行的整理本。

   此次修订，选用百衲本作为校勘底本，三朝本（宋刻宋元明递修本）、南监本、殿本作为通校本，北监本、汲本、局本作为参校本。同时也通校了百衲本后十六卷影印所据原北平图书馆旧藏宋刻宋元递修本原本（据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原书缩微胶片，著录作“南宋初期刊宋元递修九行本”）。修订过程遵循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总则和工作程序，对原点校本进行仔细的复核修正，沿用和规范改写了绝大多数的原校勘记，确有不妥者经过集体讨论后谨慎删改，补充原校点本择善而从未作说明或失校之处，适当修正标点和分段，力争能够让原点校本以更完善的面貌为读者所使用。

   原点校本共有校勘记六百八十八条。修订本删去了其中三十五条，沿用或完善修改的有六百五十三条，新补写五百七十六条，共计出校一千二百二十九条。

   此次修订由于从原来的几个本子互校、“择善而从”，改为有底本校勘，尽可能的尊重底本原貌，成为需要遵守的校勘原则。因此，原点校本参考南监本、殿本、《北史》等校改三朝本之处，此次有不少又恢复为底本原貌（酌情出校记说明）。如卷三九《祖珽传》“仓曹虽云州局”以下一段文字，补本删节过甚，文意混乱，《北史》原文内容多出不少，意思完整，因此南监本据《北史》补完，原点校本亦择从南监本（参看原《点校后记》），此次则处理为从底本不补，在校记中录出《北史》中相关内容作为参考。与此同时，对于底本中的不少讹误或不通之处，也还是适当斟酌参考原点校本的处理进行了校改。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说，这种校改不可避免会带有“主观性”，或有不恰当之处，敬祈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