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1月

ISBN：9787573209337

 

目   录

 

                    专题：中古史的地方视角

引言……………………………………………………………………………………胡鸿

斯叟何在？——从越嶲郡东汉光和、初平石刻谈起……………………………林昌丈

邺城与晋阳之间：北齐“两都制”对地方景观和空间的塑造……………………陈阳

《光业寺碑》及其周边………………………………………………………………孙齐

唐宋桂州的山岩开发与地方社会……………………………………………………张琪

另一种“能夏则大”：唐宋岭南北部诸州分野属荆说臆解……………………孙正军

一个地方先贤祠祀的创建与延续——《楚相孙叔敖碑》释证……………………胡鸿

 

“吉凶卤簿”新考——兼论汉代丧礼“吉凶相参”观念的形成…………………刘亚光

何以解王：中古时代的“王太子”与“一字王”……………………………………冯璇

试析裴秀提出“制图六体”的原因——兼谈西晋时期重视地图学之风气………李昊林

北魏公主汤沐邑的虚封特征…………………………………………………………赵卫齐

南方的自觉——傅大士教团所见南朝实践性佛教……………………………………方圆

再论吴明彻彭城丧师及其前因后果……………………………………………………张 钊

“千岁仙鼠”与“鸟鼠之讥”——中古信仰世界中的蝙蝠知识与意象…………王世藩

两晋南朝起居注辑存……………………………………………………………………陈爽

 

“中古史的地方视角”引言

胡 鸿

 

    与很多其他断代的历史研究一样，中国中古史研究的主流也惯于采取自上而下的王朝视角，研究者讨论整个时代的性质、整个王朝的政治制度、朝廷高层的政治斗争，以及一切影响波及全国的重大事件。这是以正史为主体史料所带来的自然导向。然而，在各个地方，尤其是远离宫廷的乡里社会，史书中施以浓墨的那些围绕最高权力的政治斗争、文臣武将的仕宦浮沉、郊庙朝堂的礼仪因革、隔三差五的征伐与巡幸，还是不是乡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

    正如在正史中没有普通小民的太多记载，小民的生活世界，势必也不按照正史叙述的宏大线索而展开。俗语云“天高皇帝远”，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地方”是他们的主要生活空间，是具体的可感知的社会，而王朝国家则是比较抽象的、遥远的存在。一个较小区域内的资源竞争、家族关系、经济交往以及信仰活动等，往往构成了地方社会中的大事。另一方面，地方与王朝之间并非对立和割裂的关系。朝廷以地方官员为其代理，以法律、政策、教化为主要手段，也在地方社会中维持着或强或弱的影响，天虽高却举目可见。地方社会精英家族的成员，则致力于跳出地方，爬升到更靠近王朝核心的位置，从而使其家族成为连接王朝与地方的纽带。站在朝廷的视角，看到的是大大小小的区域、地方在王朝教化之下的整合与趋同，所谓“六合同风”、“四海一家”；而站在地方的视角，王朝的制度、法律、官僚机构构成地方社会的舞台背景之一，在此舞台之上各色人群演绎出自己的故事。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基层性史料被发掘利用，或许也受到其他断代史如明清史的影响，在中国中古史研究中，颇有一批学者关心地域社会、地域性文化、地方性信仰乃至地域观念与认同等问题，涌现出不少利用地方性史料、立足地方视角、贴近基层人群、展现历史多样性的出色成果。较之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等宏大叙事，这或许不失为一条自下而上理解历史的路径；而与此前的区域史、地域集团等主题的研究相比，近年的研究在问题意识上也有着微妙的区别。出于对这一学术动向的关注，2022年4月底至5月初，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支持下，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汉至唐长江中游山地族群史料整理与研究”课题组召集了题为 “中古史的地方视角”的论坛，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以在线方式举行。参会的二十名学者基本都在此主题上有过研究实践，大家围绕八篇紧扣“地方视角”的论文，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会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数据》编辑部决定以此次论坛的文稿为基础试行一次专题组稿，于是有了呈现在读者们面前的这组论文。

    这组论文大多以颇具地方性的史料（往往是石刻）为基础展开，并清晰地展示出立足地方的观察视角。林昌丈《斯叟何在？——从越嶲郡东汉光和、初平石刻谈起》一文重新审读了大凉山深处的两方东汉石刻，从微观尺度上，细致呈现了东汉王朝的行政体系沿着交通线深入大凉山腹地安斯、上诸二乡的进程，也揭示了在编户化带来的租赋负担上升趋势中，“复除”作为调节手段的运用。在当地人眼中，光和石表的重要性不在于提到了诏书，而是其中记载的乡有秩的任命、民众的复除，后者才是地方社会最为关注的内容。本文还结合大凉山区域的考古发现和石刻文字，证明了汉夷杂处与日常的深度交往是这类边缘地带的常态，从而让我们对所谓边郡“双轨制”下的乡里编制与民众生活有了更深的认识。孙齐《光业寺碑及其周边》一文，极好地证明了赵州唐祖陵及其陵寺光业寺的“地方性”。唐祖陵虽然位列“帝陵”，但它在唐初的被发现是由地方主导的，最终被认定的“二州三县交界之处”的位置，也像是几个州县互相妥协的结果。光业寺虽是陵寺，但该寺与其碑铭的建立皆由三县民间力量完成，几乎没有官方背景。该文所分析的《光业寺碑》，碑阴有50余村1600余人的题名，是“关于唐代村落最细致的材料之一”，而文末所附精确还原碑面布局的录文，也是迄今公布的此碑碑阴最为详密的资料。通过对如此数量巨大的碑阴题名的分析，孙齐不仅推算出唐代河北地区普通县域所辖村的数量，也结合个案说明了这些村中的居民结构，甚至还联系当地其他石刻数据，勾稽到几个藉助宗教或军事活动实现地位提升的家族个案。张琪《唐宋桂州的山岩开发与地方社会》一文，在充分整理桂林地区唐宋石刻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方志、文集等传世文献，对桂州城内外山岩开发的进程做了深描，并特别关注此过程中城内与城外、官员与百姓、宗教与世俗在空间与人群上的联结与互动。张琪指出，文人官员出于游宴和留名目的开发的山岩，因为缺少民间社会的自主维护，往往在数十年后重归荒芜，有些又经后代的士大夫官员之手得以修复；而僧人、道士等主导开发的山岩，因其宗教功能与民间的联系——有时还存在着资源竞争，能够持久存在并得到发展。山岩作为不同人群交汇的空间，可以具体而微地展示出人群互动的生动图景。与以上两文类似，胡鸿也注意到了地方社会与祠祀兴衰的关系，草成《一个地方先贤祠祀的创建与延续——〈楚相孙叔敖碑〉释证》一文。东汉延熹年间建立于期思县的《楚相孙叔敖碑》，不仅记录了孙叔敖祠建立的事件，也透露出期思县地方性文化的蛛丝马迹，比如以口述形式流传的一些孙叔敖传说。作为汝南郡境内较为落后的县，期思人在对先贤孙叔敖的颂扬中也寄托了“县兴士炽”的愿望。该祠庙在北宋获得朝廷的赐封，汉碑得以续刻，都是地方势力与地方官员合作积极运作的结果。明清时该祠庙在衰落中延续，而东边寿春的孙叔敖祠则极为兴盛，这也要从两者在地方社会中承担的信仰功能去寻求解释。该文未能在上述论坛中报告，因主题与思路相近，遂有幸附于骥尾。

    与以上诸文有所不同的是，孙正军的论文《另一种“能夏则大”：唐宋岭南北部诸州分野属荆说臆解》，则将眼光放在了具有自觉地方意识的士大夫身上。唐宋时期，出现了一些将岭南北部诸州在九州岛分野中划入荆州的言说，孙正军仔细分析了这些学说的理据，认为这是相关诸州地方士人主动寻求脱离“岭南”的表达与行动。岭南在唐宋时期仍然被视为低于中原的蛮荒边地，岭南士人在无法改变整体印象的情况下，往往强调其所在州与岭南其余地区不同，更加接近“中州”。在岭南总体上分野属于扬州的情况下，北部诸州的士人遂倡分野属荆之说来凸显本地与岭南的异质。该文以巧妙的论述提示我们，地方士人在考虑本地的定位时，常常是以更大的区域乃至全国和天下作为参照系的，“地方视角”并不能局限在一地之内，地方之间的关系，地方与更大世界的关系也应在考虑之列。因此，所谓“地方视角”，并不全等于此前的“区域研究”或“地域社会研究”，它只是提供一种思考问题的立场和角度。即使是与王朝权力核心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地方视角下，也不妨去关注它对于地方的影响，陈阳《邺城与晋阳之间：北齐“两都制”对地方景观和空间的塑造》一文便是这样的尝试。东魏时期晋阳霸府与邺都并立的格局延伸到北齐，皇帝不得不在两个政治中心之间频繁往来，这本是北齐王朝政治结构与政治运作的一件大事，但本文的关注点却不是皇帝及其随从在两都间的往复本身，而是这一活动对所经过之处即“幷邺道”上几处地方景观的塑造，文章以数据相对较多的滏口和辽阳山两处为个案深入展示了这一变化过程。宗教与建筑景观的背后，潜藏的其实是地方人群如僧侣、乡民等对皇家交通线政治资源的积极利用。由于史料的限制，陈阳论文对地方人群活动的揭示，大多只能是间接性的推测。如同魏斌在论坛的总结发言中所说，资料匮乏是中古史研究试图深入地方时面临的主要困难，因此更需要在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上有所突破。

    以上仅结合“地方视角”这一主旨，对这组论文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远远不足以囊括诸文的精义。这组稿件及此前的论坛，都是我们的一次尝试，是否有价值，就交给学界广大读者来评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