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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楼:《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

发布时间:2019-12-23      来源:admin      阅读次数:506
《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全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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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名: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作者:黄楼
书号:ISBN 978-7-101-14135-1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定价:148.00元
字数:610千字
 
内容简介:
中晚唐宦官政治是一个颇具学术价值的课题。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本书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深入而新颖的探讨。
本书以神策军为逻辑切入点,分别以神策军的创建及其演进、宦官集团与内廷皇位之争、宦官集团与外廷官僚政治、宦官集团与地方政局为四个逻辑层面,逐层讨论中晚唐宦官政治的诸多表现。中晚唐“宦官政治”是继东晋“门阀政治”之后,皇权政治的另一种变态形式,也是永贞革新、牛李党争、甘露之变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演进发展的逻辑主线。它由皇权政治中来,最终又回归到皇权政治中去,对五代及宋初政治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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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  言
第一编:神策军的创建及其演进
       第一章 肃代时期的“天子亲兵”及其破坏
       第二章 京城禁卫体系的重建
       第三章 京西北神策诸城镇的形成
       第四章 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
       本编总论:神策军发展的轨迹及其历史地位
第二编:宦官集团与内廷皇位之争
       第五章 德宪二朝皇位之争
       第六章 宪宗朝储位之争与宪宗之死
       第七章 穆敬文武四朝皇位的更迭
       第八章  武宣之际的宫廷政变
       本编总论:宦官集团与宫廷政治
第三编:宦官集团与外廷政治
        第九章 宪宗元和年间的政治变局
        第十章 牛李党争
        第十一章 李训、郑注集团与甘露之变
        第十二章 内外大臣共治天下格局的形成
       本编总论:中晚唐外廷政治之演进
第四编:宦官集团与地方政局
       第十三章  宦官监军制度的确立
       第十四章  监军使及其组织结构
       第十五章  监军使与地方政局
       本编总论:宦官政治在地方政局的发展及其异化
总论:宦官政治与唐宋社会转型
附录:
        附录一 中晚唐(肃宗至德元载后)宰相年表
        附录二 唐代宦官两军中尉、枢密使、宣徽使年表
        附录三 唐代宦官监军使年表
        附表四 唐代宦官诸司诸使表
        附表五 唐代宦官家族世系表
        附表六 唐代宦官官名题衔品阶对照表
        附表七 唐代宦官封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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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章节
在中国历史上,中晚唐常被视为衰世、乱世。这一时期的政治问题,学界常概括为藩镇割据、牛李党争、宦官专权三大问题。如所周知,政治演进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的历史进程,用并列的三大问题概括,虽无大误,却把中晚唐政治史条块分割为三部分,有片面化、简单化的嫌疑,无法体现唐宋社会剧变中政治演进的历史规律,制约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展开。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中晚唐政治史理应受到更多的学术关注。
 
近些年来,日本学者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受到普遍重视。根据唐宋变革论的假说,由唐入宋,政治史领域内最显著的变革是君主独裁权力的强化。但是核诸史实,中晚唐时期,特别是宪宗遇弑以后,皇权对内受制于宦官,甚至君主废立皆出其手,对外则威权不行,致使朋党大兴、藩镇跋扈。这与唐宋变革的理论预设完全相反。论及中晚唐皇权问题时变革论支持者多语焉不详,迄今亦无有说服力的解说。
 
我们注意到,中晚唐皇权不振是因为皇权受到宦官集团的挟制,而唐宋变革论中只讨论君主的独裁权力,没有充分考虑宦官的因素。与皇权不振成鲜明对比的是,中晚唐宦官集团权势迅速膨胀。军事上,宦官集团通过神策两军中尉控制了包括长安及京西北地区朝廷直接控制的所有军队,并以庞大的监军系统监控各地藩镇。经济上,宦官集团以赡军为名,攫取大量经济权益,卖官鬻爵,收受羡余,积蓄内库财赋。政治上,宦官集团通过枢密使侵夺宰相相权,参掌军国机密,形成内外大臣共治天下的独特格局。最后,宦官集团还操纵君主废立大权,立君、废君、弑君,有如儿戏。非常明显,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皇帝权威都受到宦官集团的挟制。在中国古代,皇权旁落,被其他政治势力长期挟制的情况,唐代并非首次。此之前情形最为接近的一次是永嘉之乱后的东晋王朝。晋室南渡之后,政治秩序的重建主要仰仗门阀士族,门阀士族在政治、军事上占据强势地位,故东晋政治被称为“门阀政治”。以此类推,中晚唐政治军事秩序的重建,宦官集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军事、政治上都居于强势地位。某种意义上说,中晚唐政治也可以用“宦官政治”一词加以概括。
 
中晚唐宦官政治是一个颇具学术价值的课题。东晋门阀政治是在晋室南渡、“五胡乱华”这一社会大动荡之后重建的社会政治秩序。同样,中晚唐宦官政治则是在安史之乱这一大动乱冲击之下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新秩序。通过对宦官政治这一论题的研究,至少可以对以下几个学术难点问题作出贡献。
 
(一)有助于解释唐宋社会转型的历史衔接问题。如前所述,唐宋变革论在论及中晚唐时有一明显悖论,即理论上君主独裁应该是不断强化的,事实上中晚唐皇权却不断遭到削弱。关于中晚唐宦官政治的研究可以对唐宋变革论作出适当的回应。
 
(二)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皇权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之后,皇权不断强化是总的发展趋势。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皇权也会受到外力的抑制而短暂衰落。从历史上看,皇权或受制于外戚、或受制于权相,或受制于士族,中晚唐则受制于宦官。对宦官政治的研究有助于揭示中国皇权政治发展演进过程中的某些规律。
 
(三)有助于理解汉、唐、明三朝宦官干政的历史差异问题。汉、唐、明三朝是中国历史上宦官最为跋扈的时期。汉、明两朝宦官只是皇权的延伸,皇帝可以罢废甚至处死宦官。但是,中晚唐宦官形成庞大的使职系统,不仅与南衙朝臣相抗衡,甚至可以废立君王。同历史上的权臣擅政一样,中晚唐皇帝不堪受制,屡次谋诛宦官,却以失败告终。如果我们仍然沿用成说,把宦官权力视为皇权的一部分,无疑不足以揭示唐代宦官干政的特点,在理论上也有削足适履之嫌。“宦官政治”概念的提出以及围绕这一论题展开的探讨,对揭示中晚唐宦官问题的历史特质将大有裨益。
 
中晚唐宦官政治研究牵涉的问题非常广泛,神策军外镇、永贞革新、牛李党争、甘露之变等等,凡此期间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多与之有关。如能以宦官政治为主线,从新的研究角度对这些历史事件重加讨论,或许可以建构一个耳目一新的中晚唐政治史解说体系,其价值不言而喻。
——节选自《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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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拙著是我2009年博士论文《中晚唐宦官政治》的修改稿。2009年7月我在武汉大学任教后,便已萌生将博士论文修订出版的愿望。曾先后五次申请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的青年项目,皆未得中。2013年否极泰来,荣幸地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批准号:13FZS003)的资助,项目结项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学科又给予部分出版补助。2019年拙著正式出版时,距博士毕业正好十周年。十年弹指一挥间,回顾往昔岁月,不胜感慨之至。
 
拙著以《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为题,主旨在于探析中唐以降,唐代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发展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安史乱后中国历史的某些发展规律。中晚唐政治史常被分割为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牛李党争等几个大的问题领域,致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主线较为模糊,而这正是我一直想要探寻的学术问题。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在业师冻国栋先生的指导下,我重点研究了宣宗一朝的政治史,撰成学位论文《唐代宣宗朝政治史研究》即拙著《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进入博士学习阶段以后,最初的计划是继续以德宗或宪宗朝为研究对象,一朝一朝地解决具体问题。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重温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大受启发。中晚唐朝廷最大的软肋就是“枪杆子”的问题。哥舒翰潼关丧师后,朝廷几乎没有直辖的军队,其后组建的神策军,又牢牢掌控在宦官之手。如若       套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宦官既然主掌神策军,必然最终决定中晚唐的政治走向。我陡然意识到,宦官问题才是解决中晚唐政治发展轨迹的根本问题。这样,就把关注点转移到宦官问题上来。
 
宦官擅政其实是个老问题,相关论著汗牛充栋。一般而言,学者们都会把宦官视为封建皇权的附庸或延伸。如以宦官典兵为切入点,所谓附庸之说无法令人信服。这一问题上,北京大学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又给我新的启发。田先生提出,东晋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门阀政治从皇权政治中来,最后回归到皇权政治中去。唐代宦官擅政同样也产生于天下大乱之后,也是旧的王朝遭受沉重打击但未被彻底取代之时,如将中晚唐宦官政治视为中国古代皇权政治的另外一种变态形式,很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在冻国栋师的首肯下,我调整了思路,最终撰成博士学位论文《中晚唐宦官政治研究》。博士论文大约三十万字,申请到国家社科后期资助后,在原有基础上又增加二十多万字,主要增补了宦官政治与地方政局的相关内容,并附加一些图表史料,在理论体系上更为完善。
 
中古史领域,中晚唐政治史的学术积淀非常深厚,陈寅恪、岑仲勉、唐长孺、黄永年等大家已有非常精深的研究,为本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博士论文答辩时,我得到北京大学王小甫教授、厦门大学陈明光教授、河北社科院孙继民研究员、武汉大学杨果教授、刘安志教授等先生的当面赐教。其后南开大学何先成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黄图川博士又提出不少宝贵意见。拙稿修订出版时,中华书局罗华彤主任积极协调出版事宜,责任编辑樊玉兰女士悉心编校文句。即将付梓之际,又得到朱海副教授、李亚栋博士以及李红扬、李钟鼎等研究生同学的积极帮助。衷心感谢诸位师友的辛勤付出,谨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是蜚声中外的中古史学术重镇,也是我走向治史之路的起点。1998年我考入武汉大学,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的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毕业后又侥幸忝侧其间,不觉已二十一年矣。感谢朱雷先生、陈国灿先生、何德章先生、牟发松先生等恩师的谆谆教诲,感谢刘礼堂书记、刘安志院长等领导的宽容与支持,感谢魏斌教授、朱海副教授、姜望来副教授、胡鸿副教授、吕博副教授、李永生博士等同事的关怀与帮助。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冻国栋先生。我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冻师的耳提面命。十七年前,冻师指导我完成了本科学位论文,十四年前,指导我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十年前,又指导我完成了博士论文,“明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此时此刻,纵千万言,也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恩之心。
 
限于个人学识浅陋,拙稿所论,或有偶得,也多存疏漏。不足之处,敬祈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是为记。
 
2019年7月1日